马来西亚内政部近日一反常态，祭出一系列查禁令，突然将多部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译著，以及早已在市场上流通逾2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领袖回忆录列为禁书，引起文化界与政治圈不小的震动，更让国内舆论感到莫名困惑。毕竟，在信息碎片化、互联网早已抹平知识壁垒的当代，通过行政手段封锁半个世纪前的历史论述，已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马国前通讯部长、前上议院主席莱士雅丁也表明，这种做法既不现实，也惹人反感。

由于议题引起坊间议论，内政部长赛夫丁4月24日宣布，内阁将撤回《毛泽东：中国在20世纪世界中的角色》《珊西娅法姬回忆录：从警觉到第10部队》和《阿西同志：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脉动中》等三部跟左翼思潮、回忆录有关的马来文著作禁令。虽然解决这项突如其来的禁令，但内政部并没有对禁书令作出相应的解释，特别是查禁令还包括由雪兰莪州政府出资翻译、印刷的毛泽东评传，以及流通多年的珊西娅法姬回忆录，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有意思的是，赛夫丁在宣布解禁书籍时，暗示自己并不知情。这个回应突显部长与属下机构的不同调，以及官僚体系内部的信息传递系统存在分歧。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是内政部本身是知情的，只是因为坊间的质疑声浪超乎团结政府预料，所以最终只能撤回。这也不是无迹可循，因为出版社在15日接获禁令，舆论在隔天公正党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李健聪公开谈论后就发酵，但内政部却在一周后才采取行动，动作迟缓得不合情理。

要知道的是，议题开始发酵的次日，即17日，是举行内阁会议的日期，若首相安华与内政部都不知情，他们是能够及时讨论、回应，并采取行动的，毕竟目前物价高涨，民怨四起，政治氛围严峻，团结政府不可能会忽视这种能够冲击政府形象的议题。既然有刻意为之的可能性，团结政府到底有什么动机？如果我们把这道题的解答方程式，置于马国国内政局的暗流，以及东南亚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迁之中，答案可能就呼之欲出。

首先，这种“旧书新禁”的首要驱动力，必然源于安华对国内政治版图“右倾化”的焦虑。要知道，安华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并不稳固，维系政权如履薄冰，因为由伊斯兰党和土著团结党为主的在野联盟，一直在回教徒群体中挑动种族与宗教议题，试图构建、维持一股声势浩大的“绿潮”。在这股浪潮的冲刷下，安华政府很容易被贴上“自由化”“稀释马来权益”甚至“对左翼思想妥协”的标签。

在国盟营造的右倾、恐共语境下，政府出手查禁毛泽东著作及马共回忆录，就显得相当政治正确，因为这是成本最低、态度最直接“向右示好”的政治信号。更何况，坊间早有传言，全国大选已进入倒计时，彭博社也在4月25日报道安华有意在10月解散国会。所以，政府选择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时刻，对共产主义这一历史敏感词施展铁腕姿态，合乎情理。因为这么做可以向保守派选民证明，他所领导的政府，依然是国家意识形态最忠诚的守门人。

印尼向美靠拢　凸显马国“向东看”

不过，话说回来，对共产主义可能卷土重来的恐共思潮，纯属无病呻吟，在野联盟试图在国内营造的恐共氛围，更是侮辱选民智慧，何以安华会认真对待？这须要谈谈政府在“旧书新禁”的第二个驱动力。印度尼西亚在13日正式成为美国的“重大防务伙伴”后，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微妙的变化，因为这个亚细安最大的成员国，在安全防务领域向华盛顿靠拢的姿态已愈发清晰。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明显的“向东看”回潮。

从安华积极推动马国加入金砖国家（BRICS）机制，到在加沙冲突、伊朗战争中对美国霸权毫不留情的抨击，再到华为在5G基建中的核心地位，马国在西方观察家眼中，似乎正在滑向北京。这种“亲中”标签虽然换来实实在在的经贸利好，却也让安华政府在面对西方投资者的安全评估时，产生不小的压力。正是在这种邻居向美靠拢，自己却看似“孤悬”于中国轨道的微妙时刻，马国内政部对过去的共产主义符号展开清算，也是一种合理的对冲举动。

毕竟，在东南亚的冷战残余记忆中，对共产主义文献的严厉审查，始终是与西方安全价值取向保持某种精神契合的廉价方式。当马国无法在宏观的外交政策上做出巨大转向时，这种内部的、意识形态上的“肃整”，就成了一种隐晦的外交暗示。它试图通过这种“自发性对冲”的策略，来稀释外界对外交政策“过度倾斜”的负面感观，并向华盛顿传递不结盟的坚定信号，充分展现既不愿在经济机遇中掉队，也不愿在安全架构中被孤立的“中等强国”心态。

更重要的，是马国政府所释放的外交信号，最后还可以“回向”国内，让安华自证早前的亲中政策与反霸权言论，仅流于经贸层面，他仍不忘初心。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此次马国的“旧书新禁”，其实是一套安内攘外的尝试，只是因为没有料到马来社群在禁书议题上表现冷淡，无法达到争取关注与赞赏的目标，而内政部后期表明的不知情和撤回禁书令，也不过是同时发现引起自由派反感，未免得不偿失，只能止损罢了。

作者是马国时事评论员、拉曼大学政治与新闻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