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人工智能（AI）领域的一宗跨境并购交易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科技公司Meta收购一家注册于新加坡的AI初创企业Manus，交易规模约20亿美元（约25亿6000万新元），中国监管部门已介入并要求撤销交易。几乎与此同时，亦有消息指中国正考虑限制本土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接受美国资本投资。

这些发展并非孤立事件。若结合过去一年的政策演变观察，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正从以往聚焦晶片、设备与供应链的技术层面，逐步延伸至对资本流动本身的制度性管控，呈现更为深层的博弈态势。

美国方面早在拜登政府时期，已开始将资本纳入对华科技政策工具。2023年出台的相关行政命令，对美国主体投资中国的半导体、人工智能及量子技术等领域，设立限制甚至禁令，明确将资金视为可能加速对手技术发展的关键变量。换言之，资本不再只是市场行为，而被赋予战略属性。

在此背景下，中国近期的政策动向，更像是一种相对对称的回应。一方面，通过强化对外资进入关键科技领域的审查，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的投资；另一方面，则逐步加强对本土技术、人才及数据在跨境交易中流出的关注。Manus交易所引发的讨论，正体现这种双向监管思路：不仅关注“谁进入”，也开始关注“谁被带走”。

从跨境并购的实务角度看，这一变化尤为值得注意。笔者在长期参与跨境交易的过程中，曾经看到企业普遍依赖境外控股架构（例如以新加坡作为区域总部或上市平台），以实现法律与监管上的隔离。然而，Manus事件所释放的信号在于，监管机关的关注重点正在发生转移——从形式上的注册地，转向对技术来源、核心团队背景，以及数据控制权的实质性判断。

这意味着，即使企业已经通过境外结构完成“出海”，只要核心能力仍与原有司法管辖区存在紧密联系，相关交易仍可能被纳入监管审查范围。这种“穿透式”的监管逻辑，与传统意义上的实益所有权分析有相似之处，但考量因素更为宏观，直接关联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

更深一层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策逻辑在本质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即均将人工智能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资源。与半导体等领域类似，人工智能已不再被单纯视为市场化资产，而是与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力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紧密相连。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资本、技术与人才流动的管控，成为可以预期的发展方向。

对于新加坡及区域市场而言，这一趋势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作为国际金融与科技枢纽，新加坡在跨境投资架构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Manus事件表明，单纯依赖注册地安排，已难以完全隔离大国监管的外溢影响。未来在设计交易结构时，企业与投资者或须将地缘政治与监管不确定性，纳入与税务、法律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

总体而言，Manus交易所折射的，并不仅是一宗个案，而是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逻辑的一次清晰呈现。当资本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当技术与控制权成为政策关注的核心，跨境投资的基本假设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一新格局下，企业与投资者须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路径，在商业效率与政策风险之间，寻求更为审慎且可持续的平衡。

作者是本地律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