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这一声，对新加坡人来说应该是最熟悉不过的情绪出口。无奈、疲乏、焦虑，轻轻一句，什么都在里头。

由本地独立音乐人weish身兼编剧与作曲、两年前首演时收获好评的英语音乐剧《中学：音乐剧》（Secondary: The Musical）上个月重演时，我特地前去观看，也重新听见这声“哎呀”的重量。

舞台一亮，近乎梦呓的旋律缓缓展开。年轻教师“莉琳”站在新学期的起点，用一连串低声的“哎呀”，道出说不出口的疲惫与不安。曲目“Aiya”歌词直白，却点出几乎是常识般的现实：在新加坡，当教师并不轻松，黑眼圈加深、工作与责任没有尽头，漫长工时让人一点点消耗。

故事设定在2010年代中期，教师在可能调任教育部总部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既要面对行政事务与部门要求，也要承担教学的情感劳动，同时应对一班被贴上“最差班级”标签的中三学生。

剧名中的“Secondary”，既指中学，也暗示“次等”。它不断追问：在这套制度里，什么与谁被放在次要位置？不同教师与学校管理者的理念或有差异，但共同点是，他们都希望学生向好，只是所承受的压力往往不只来自个人，而来自一整套关于成功与机会分配的制度安排。

无独有偶，过去一个月，我接连接触到几部围绕教育与成长的作品，包括本地新锐导演陈思攸执导的电影《核》（Amoeba），以及社会学专家张优远的新书《不安》（Unease）。形式不同，却共同指向一种弥漫在新加坡生活中的焦虑。

在《不安》中，张优远从10年前引发广泛讨论的《不平等的样貌》（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转向家庭内部。透过不同阶层家长的深入访谈，她描绘当代新加坡家庭生活的样态：看似个人选择的育儿方式，其实深嵌于教育制度、社会政策、劳动结构与阶层条件之中。

对子女学业的焦虑、对“起跑点”的敏感、对每一个选择是否影响未来的反复权衡，在许多家庭中并不陌生。在新加坡，家长不断计算时间与金钱的投入是否“值得”（bang for the buck），思考如何在有限资源中做出最优配置；他们也清楚知道，教育资历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分量。

“怕输”是对现实结构的回应

在这一意义上，那些被称为“怕输”的行为并非性格特征，而是一种对现实结构的回应。张优远在书中强调，这更是对现实条件的理性回应，是人们在既定制度、资源分配与机会结构之中，所形成的“生存策略”。这一点，也正是她对将“怕输”简化为个人心态的主流叙述的回应。

教育部今年初说，正检讨小一报名制度，并不排除探讨进一步降低考试比重与压力。教育部长李智陞指出，当局也将在“新加坡携手前进”（Forward Singapore）框架下展开教育对话，重新思考当前仍带有“一考定局”色彩（high stakes）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如何更好照顾不同背景学生的需要，促进社会融合。与此同时，政府也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检视婚姻与生育政策，从工作支持、育儿成本到住房与教育等层面作出调整。

这些举措为社会提供一个重新展开讨论的契机，也让教育与家庭议题进入更细致的公共对话空间。

张优远首部著作《不平等的样貌》曾在出版后引发广泛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公共叙事从“个人责任”转向“结构性不平等”，在政策与社会语境中均产生持续影响。这一次，她在《不安》中将视角转向家庭生活，让人不免好奇，这本新书将在公共讨论中激起怎样的“火花”，尤其因书中一些论点更为直接触及新加坡社会运作的深层逻辑。

例如，书中一个关键做法，是将家庭中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付出，命名为“照护劳动”（care labour）。育儿、教育规划与情感投入不再只是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被重新放回社会结构中理解。尽管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并不陌生，近年来国际学界也持续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但在新加坡公共语境中，家庭压力仍较少被放在劳动结构与社会运作方式中理解。

在这一基础上，书中进一步指出，新加坡过去数十年的促生育政策，从托儿服务到产假安排，看似不断完善制度，但整体仍呈现“形式齐备但结果有限”的状态。问题不只在于政策有没有改进，而在于这些安排是否真正改变家庭所处的整体条件。

由此，书中提出更根本的追问：当社会持续强调个人责任与自我优化，而劳动体系又不断强化效率与竞争时，我们所期待的“好社会”是否正在远离现实？如果家庭生活本身充满焦虑与不安，我们还能轻易称之为亲家庭的社会吗？

最近参加一场讨论《不安》的读书会，不少参与者都表达类似愿望：希望孩子能在更轻松、多元的环境中成长。有家长选择让孩子退出主流体系，甚至迁居海外；也有人指出，新加坡视“人是唯一资源”，因此孩子必须从小被系统性塑造，在高度竞争中训练成形，才能确保未来生存。这种逻辑也引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在为自己做选择，还是在为孩子做选择？

在与身边刚成为父母的朋友交流时，也听见类似挣扎。一方面，他们面对制度压力与资源计算，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也尽力在孩子的情绪需要、性格差异与成长节奏之间作出细腻判断，希望做对孩子有帮助的事。教育制度的决策者，包括教师，相信亦也抱持真诚育人之心。制度塑造选择，但人的能动并未消失，只是这些努力看似个体选择，实则仍是在既定结构之内的调整。

当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些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问题随之转向：政策应如何回应这种现实？在个人责任与制度责任之间，边界又应如何重新划定？当教育焦虑与家庭压力已成为普遍经验，是否也意味着相关政策设计与公共选择，须要同时面对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上的取舍与承担？

当这些问题仍未有清晰答案，那一声“哎呀”，也许仍会继续存在。但它不必只是个人的叹息，至少它已指向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仍有重新被看见的可能。

作者是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