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翠执导的《我们唱着的歌》，固然同样重视新谣开创新加坡流行音乐方面的功绩，也强调新谣的自发、纯粹和非功利性，但导演希望引导观众去思考的，却是当时年轻人情怀的另一种时代意义。
崛起于华文教育式微后的新谣
影片先回溯前南大学生在1970年代中期摸索“自己的歌”的历程，随后将叙事重心转向语言环境的剧变。原为华文大学的南大，在当时除了中文系，已改以英语授课。诗乐正是在南大转型、华文教育前景未明的背景下萌生。《我们唱着的歌》也紧扣这一历史处境，因此才有了张泛在片中动情落泪的一幕。
诗乐究竟是不是新谣的前身，这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我们唱着的歌》则选择把这两场学生文化运动，都放置在华文教育没落的大背景中论述。在影片中段，导演通过一连串的个人故事，揭示这场看似明亮灿烂的文化运动背后，个体所承受的辛酸与失落。巫启贤“除了华文课，什么课都不上”，常常逃课到学校餐厅自弹自唱；周维介回忆，1980/81年间，一些学生因高中会考英文成绩不达标，被安排回国家初级学院重读一年，因而对前途感到迷惘；许南盛则感叹，自己因无法用英语顺畅沟通而长期感到自卑与格格不入。李顺源说，语言环境的骤变固然令人痛苦，但总得有一代人须要成为牺牲品，而他们偏偏就是那一代；邢增华也坦言，高中毕业后前路茫然，不知这样的学历究竟能做什么。这些零散而具体的生命经验，最终拼合成一幅新谣萌芽时期的时代图景。
南大的关闭，导致许多华校生因为英文能力所限而止步于高中，升学无望。纵然国家经济迅速起飞，他们反而深感前途茫茫，对這一代讲华语的年轻学子而言，校园代表的，是一片还没被商业社会污染的、尚能容纳理想和真挚情感的最后净土，而以华语相互倾诉、与志趣相近的同学彼此扶持，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依凭。新谣中那些关于校园、友情与成长困惑的书写，表面看来属于年轻人青春经验的小情怀，实则也折射出反殖建国的大时代之后，仍未真正解决的文化失落与语言焦虑。
最能代表新谣这个面向的，莫过于梁文福的《细水长流》。人们一般只留意到“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将小小口琴送，最难忘记，你的笑容”这些看似赞美梦想和友情的歌词。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这首歌更被塑造为一首歌颂国人情感连接的爱国歌曲。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就会发现，歌曲诉说的不是梦想，而是梦想被嚣张的霓虹（城市化、商业化的象征）打乱阵脚；歌颂的不是友情，而是对离开校园踏入社会后，朋友之间因为疏远而断联，再重逢只剩疲倦的笑容的感叹。唱到最后，“人愿长久，水愿长流”，最终也可能只是一个单纯而美好的愿望而已。年少的梦想和热血，最终敌不过现实的残酷。
两部纪录片着眼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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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谣中描绘成长焦虑的创作俯拾即是。虽然梁文福也创作符合国家主流发展论述的《新加坡派》，但也有如《童谣1987》《排排坐》这类抗拒被现代商业社会“污染”的杰作。巫启贤作曲、许环良作词的《走过年少》，虽然劝请听众好好考虑未来，把握好方向，但其中所流露出的彷徨也显而易见。
成为大人这件事，在这些创作者笔下，代表的是离开纯净的校园，踏入乌烟瘴气的商业社会的痛苦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举步艰难，主要是因为这些华校生缺乏这个新兴国家所需要的语文技能。
《我们唱着的歌》通过回望新谣的历史，迫使观众重新看见末代华校生在1980年代这个“小时代”中的挣扎。它讲述的并非一个“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的成功故事；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华校生无法顺利嵌入国家所规划的“第一世界”愿景，新谣才因此萌生。
与《我们唱着的歌》相比，《星空下的邂逅》更像是主动选择“遗忘过去”。尽管两部片子采访的对象多有重叠，但华校生这一身份在片中几乎被淡化。影片也避开新谣作品中那些有意与国家发展论述保持距离的主题，转而顺着“追逐梦想”的主流叙事展开，最终将新谣纳入国家发展史的宏大脉络之中。
新谣本就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文化运动，两部纪录片着眼点不同，并不存在谁比较正确的问题。只不过我们选择用什么角度讲述新谣，就反映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1980年代。在主流论述之外，我们也需要另外的声音和视角，这样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才能更加完整。
作者任教于国大中文系，本文纯属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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