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5月17日报道，全球人口坍塌正在加速。在世界195个国家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生育率已经跌破2.1的替代水平；66个国家的平均值为1。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过去10年尤其明显。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巴西、突尼斯、伊朗、斯里兰卡等国正陷入未富先老的陷阱。报道引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比利亚韦德（Jesus Fernandez Villaverde）说：“生育率下降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问题，其余都是衍生问题。”世界首富马斯克则形容这是“文明的大风险”。

在这片惨淡的景象前，只有极少数的亮点。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字发现，哈萨克斯坦的生育率在1999年跌至约1.8的低点，随后强劲反弹，在2010年代升至约3.0，近年维持在2.9至3.3左右。蒙古也出现类似情况，从跌破2.1回升到目前的2.7至2.9。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以色列，生育率长期维持在2.8至3.1高位，即使宗教意识比较弱的世俗群体，也有较高的生育意愿。

但环视所有发达社会，能在生育率跌破2.1之后成功逆转趋势的例子几乎为零。北欧国家瑞典通过慷慨的鼓励政策，试图扭转1990年代约1.5的生育率，在2000年代初升至接近2.0，但近年又降至1.4至1.7。同样高福利的法国在1990年代的1.7之后推高到1.8和2.0，但近年也回跌到1.6。就算生育率平均为4的非洲优等生，部分国家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分析认为是因为经济机会增加、避孕手段普及、女性地位提升和两性观念改变所致。

这些因素有迹可循。东亚社会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无不上演过相同的剧本。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独立学者谭峻斌（Jonathan Tam）在一个视频里指出，在当前的日本，结婚等同于经济自杀，而这一社会病态正如流行病那样全球散播，其他国家恐怕很难避免重蹈覆辙。日本只是这一病状的“先行者”，预演他国几十年后必然发生的情景。

他说，日本结婚女性的生育率其实高达1.9，但婚外生育的女性只有2%，所以问题出在越来越多日本女性不愿意结婚，因为那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其他因素还包括年轻男性缺乏稳定的职业前景、高昂的住屋和教育费让养育成为经济负担、超长的加班时间让潜在父母身心俱疲……换言之，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同年轻人组织家庭和生育繁衍的本能针锋相对。日本的“茧居族”（因受挫或社交恐惧长期宅家）、淡薄物质追求的“悟世代”；韩国的“七抛世代”（抛弃恋爱、结婚、买房、人际关系、生育、梦想与希望），与中国大陆的“躺平族”如出一辙，都是年轻世代对当下社会制度的抵制和消极反抗。

无论这样的反抗是否有意义，这样的人生显然是有缺憾的。加拿大公共知识人、临床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由三大块组成：工作/事业、伴侣和家庭，缺少其中一块都难以形成幸福圆满的人生，除了极少数优秀的特立独行者例外。生儿育女属于家庭那一块，但从全球范围的生育率危机观察，现代社会形态已经很大程度改变了年轻人看待生命的本能。

这样的社会形态，或许又与现代文明的过度理性化有关。所谓过度理性化，借用的是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Joseph Oakeshott）的概念。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理性（尤其是技术/抽象知识）能提供普遍、确定、可演算的蓝图，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却忽略或贬低传统、习惯和实践经验。奥克肖特重视实践经验所产生的知识，与教科书式、规则化、可明确传授的技术知识相比，前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本质，或许更贴近现实，就如厨师必须亲手下厨而不能只靠食谱做菜一样。

各国政府面对生育率下降，大多视为可规划的变量——通过专家模型、政策激励（婴儿花红、补贴、托儿体系、父母产假）、工作/生活平衡等社会工程设计应对，却忽视生育背后嵌入传统、习惯、文化、社区、宗教的实践知识。哈萨克斯坦、蒙古和以色列躲避生育率下行循环的陷阱，有分析认为应当从文化角度去理解。因此治本之道，可能在于先承认理性的局限和人性的复杂，用谦卑之心审视既有的社会和经济组织逻辑，优先维护支持传统家庭的文化空间、社会规范、性别角色分工，让生育摆脱利弊算计，回归自然实践。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重且复杂的，当然不可能有单一的药方。运用技术知识所实施的各种方案，至今还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因此，换位思考，甚至冒险想象其他的可能性，在这种“文明大风险”级的挑战面前，应该还是值得去做的尝试。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