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夜晚，我坐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里，聆听指挥家黄佳俊与香港管弦乐团、五位新加坡华乐团演奏家携手呈献的《图画展览会》，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深深的感染与自豪。这场音乐会之所以意义非凡，不仅因为演出水准之高，更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时代命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音乐究竟应该如何对话？

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写于1874年，原是钢琴组曲，为纪念他早逝的建筑师友人哈特曼而作。这部作品以粗犷的笔触、大胆的和声和敲击乐般的色彩著称。穆索尔斯基生前并未亲自配器，却留下一份充满想象空间的乐谱。一个多世纪以来，拉威尔1922年的管弦乐改编版最为人所熟知。然而，黄佳俊这一次所做的，不是又一次管弦乐版的复刻，而是一场彻底的再造。他将这部西方浪漫主义后期的经典，改编为由五位新加坡华乐团演奏家与交响乐团协奏的版本。五位华乐团演奏家：李浚诚（笛子兼塤演奏家）、打击乐首席巫崇玮、谭曼曼（胡琴演奏家）、马欢（扬琴演奏家）、王思元（琵琶演奏家），他们所兼任吹拉弹打乐器已经远远超出30件。这样的编配，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宣言。

黄佳俊的版本以交响协奏曲形式写成，强调独奏者与乐团之间的对话。这与拉威尔华丽的管弦乐色彩截然不同。拉威尔让法国印象派的精致包裹了穆索尔斯基的粗犷，黄佳俊则让华乐器以它们最本真的姿态，走入这部俄罗斯画作般浓烈的作品中。大笛的苍凉、大胡的温润、琵琶的铿锵、扬琴的清亮，加上那12种打击乐器，包括黄佳俊特意融入的马来手鼓，以及模仿亚洲噪鹃的叫声，让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俄罗斯的图画”，而是东南亚的声音地图。这种融合不是妥协，而是共存；不是拼贴，而是对话。

在黄佳俊的棒下，乐团不再是主，华乐不再是客。当胡琴与弦乐组同时奏出一个长音时，你会听到两种不同的颤抖——一种来自丝弦，一种来自钢弦——它们没有互相掩盖，而是彼此交融，这才是跨文化的真正意义。这种统一的音色，不是谁迁就谁，而是在不断的磨合与聆听中，找到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的和声语言。

这场音乐会让我看到一种更深层的跨文化对话：不是交响乐为华乐伴奏，也不是华乐点缀交响乐，而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对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些“漫步”段落。原曲中的“Promenade”本是在画作之间行走的主题，黄佳俊让华乐团演奏家以独奏或小型合奏的形式，呈献这些段落，仿佛一位东方游人在西方美术馆中漫步。这种文化角色的互换，让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他精心设计的叙事之中。 

如果说穆索尔斯基是用钢琴作画，黄佳俊就是用整个管弦乐团和五件华乐器，加上他极具远见的创意，画出一幅全新的《图画展览会》。这不仅是一次改编，更是一次策展——他将哈特曼的画作、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俄罗斯的民间元素、东南亚的声音记忆，以及当代的跨文化思考，全部编织在一起。那幅在展览中展示的图片——黄佳俊“用脑子画画”的视觉呈现——正是这种策展式思维的写照。每一个乐器的进出，每一个音色的对比都被计算过，但又充满了情感的温度。

作为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我看到我们青年一代的演奏家能够在国际化的舞台上，与香港管弦乐团并肩而立，以如此高的艺术质量呈献这部作品，内心感到无比骄傲。这不仅是同事演奏家个人技艺的展现，更是新加坡华乐团多年来致力于培养跨文化人才的成果体现。

音乐会结束后，我不禁在想：接下来呢？黄佳俊这一版《图画展览会》，或许为东西方古典音乐世界提供了新的范式。过去，亚洲音乐家往往被视为西方经典的诠释者或引进者。优秀的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够重新定义“经典”的人仍然稀少。黄佳俊的这条路——出身新加坡，求学于国际，执棒于欧美顶尖乐团，却始终带着自己的文化根脉——无疑为后来的亚洲音乐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对于新加坡华乐团而言，这场音乐会也为我们未来的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不仅要演好自己的作品，更要勇于走出去，与世界各地的优秀音乐家展开深层次对话。

这场音乐会的意义，或许要等到许多年后才会被完全理解。但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那一夜，至少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已经听到未来的脚步声。作为新加坡华乐团的一分子，我深感荣幸，也满怀期待。我相信，黄佳俊这部《图画展览会》，将会成为音乐融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远见的蓝图！而我们有幸，见证了它的诞生。

作者是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