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在笔者看来，是面子拉满，里子不多，低调务实，竞争继续。

关于前两者，论者已经不少。毕竟，特朗普受到的高规格礼遇和他本人对中国的重视和对访华的慎重，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但与此同时，中美双方既没有发布联合声明，也没有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却也是事实。

在笔者看来，经贸和人文交流本是老话题，此次除了建立和确保一些必要的磋商机制外，峰会的最大成果是概念性的，就是如何从理论上准确定义中美关系，而中国方面拿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就是把双边关系的概念框架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措辞低调务实，精到准确，也默认了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关系，同时易于理解和接受。

在英文中，“建设性” （constructive） 具有一点正反面混合的意涵。例如，我们要求美国学生之间互相批判、阅读对方的论文初稿，就会提醒学生要对他人的文章进行“建设性的批评”（constructive criticism），既要指出不足，态度和语气又必须是正面和善意的。因此，”建设性”本身就暗含默认问题不少，但姑且秉持善意正面处理之意。

“稳定”的意义和诉求就更加明晰。它要说的是，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多会潜在导致“不稳定”的因素，而这种不稳定不仅对两国无益，由于各自的体量和影响都太大，一旦“不稳定”，也必然带来全球大乱。不论是基于自身的安全考量，还是大国对世界的责任感，长远的“战略稳定“都是有益无害的好事。

但是，笔者也不能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的夸大说法，只承认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个表述和中美之间在20世纪末曾经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愿景相比，已经大为降调，而“伙伴关系”或者口语说的“拍档”，则是明显亲密和带有某种友谊的情感色彩的。把稳定作为诉求，和把伙伴关系作为诉求，可以说前者要低调务实得多。

然而，和21世纪初，小布什政权时期及此后，美国直接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相比，对“稳定”和“建设性”的诉求又回避了“竞争”这个似乎过于剑拔弩张的画面，使得双方对双边关系的描述带有一定的正面期待，即使这个正面期待仍是低调的。

在美国学术界，对美中关系的全面复盘和审视，早在2018年就已经开始。这一年召开了一个名为“美国对华接触五十年：我们学到了什么？”的研讨会，以尼克逊1967年发表的那篇将中国纳入世界社群以最终促进世界安全和中国进步的著名文章为起点，全面审视美中关系过去50年里的得与失，又在202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一本400多页、由14名顶尖学者参与撰稿的论文集《接触中国：中美关系五十年》（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可以认为，在2020年前后，美国战略和学术界的精英学者，都认为美中关系在以尼克逊文章为起点的“五十年”之后，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已经到了必须全面复盘和重新定位的时刻。

这本书中的一个集中反思甚至论辩的议题就是：对华接触政策究竟值不值得。其中，曾经为尼克逊担任中文翻译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为克林顿政府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接触政策辩解说，克林顿的积极对华接触政策，是为了让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治理中，担任 “合作伙伴”（cooperative partner）。

放在上述历史语境中看，时至今日，中美的确已不再是战略伙伴，这样的措辞和愿景也难以说服任何人，而克林顿愿景的前提，是美国自身在实施有效的“全球治理”，但如果今日美国除了挨个打击个别对手以外，已经对“全球治理”兴趣缺缺，那么，寻求一个体量超大的合作伙伴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然而，直说中美是竞争对手又过于赤裸，中国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概念，可以说是一种准确的、既不那么乐观也不那么悲观的低调陈述，着眼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稳定，而又不排除秉持务实的精神，不得不有所合作。

当然，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既定事实。首先，客观地看，中美接近势均力敌，各有长短，竞争早就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在各个层面全面展开；第二，竞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美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使美国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竞争，思考竞争，以竞争的心态看待世界，实属正常。被美国看成竞争者而非依附者，毋宁说是对中国的实力的间接肯定；第三，在美国的商业环境中，竞争本身不乏促使企业间各自展示优势，发挥潜能，提升自己但又长期共存的案例，其本身不论从概念还是实践看，并不都是负面的，而完全可以是良性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不必对“竞争者”这一身份过于介怀和敏感，倒是可以思考，如何将竞争管控在良性范围内，并借竞争之机，全面思考和发挥中国的优势和潜力。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