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自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位居东南亚前列，制造业出口强劲，数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但是，越南也面临制度转型缓慢、腐败困扰、资源错配等挑战。针对越南“革新式”现代化的成败问题，一些学者将根本原因归咎于越南人的日常性情。

在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叙事中，某些学者常将社会的发展迟滞，归因于所谓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性格”。文化性格常常被建构为一种抽象的集体心理图谱，用以刻画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性情”。在越南社会语境中，这种性格叙述往往与“服从权威”“重人情轻制度”“安于现状”“生活懒散”“缺乏创新意识”等标签相关联。

越南社会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对现代化产生的制约作用，部分可从国民心理结构与历史经验中理解。在社会心理、组织行为、政策接受度等方面，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制约现代化。然而，文化的作用从来不是决定性的，更不是孤立发生的。文化本身即是在制度变迁、技术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动态构建。

从东亚发展模式来看，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现代化中，曾被西方视为“专制传统”的儒家文化并未成为阻碍。反而，它通过对教育、责任伦理、群体合作的强化，重新表征再转化为一种制度优势。同样，越南文化中对家庭、集体、国家的重视，也能成为社会动员、教育投资与政策执行的潜在资源，而非单纯对现代化进程的束缚。若将现代化理解为经济增长、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进程、技术嵌入与全球接轨等维度的整体变迁，越南的现代化在特定历史与制度语境中取得显著进展。

越南“革新式”现代化的优势在于民间财富潜力巨大，“藏富于民”形成社会资本基础。土地与房产私有化程度较高，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逐步推进，户籍壁垒弱化，这些都增强市场活力。相比高度国有化结构，这种模式释放社会资本潜力。同时，官员财产公开、户籍制度逐步弱化，也为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城乡融合提供制度空间。

越南政府在保持政治体制稳态的同时，也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与法治手段，以适应全球经济生态。对一个高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的经济体而言，行政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越南式现代化虽非“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发展模式，但绝非失败或停滞。越南正试图在国家主导、渐进开放、文化调适的路径上，开辟一条不同于中国或新加坡的“中间道路”。在漫长的殖民统治、长期战争、社会主义体制转型及全球资本嵌入过程中，越南无法忽视多重历史创伤与制度延续。越南现代化面临的制度性瓶颈与社会性阻力，问题更多属于体制设计与政策执行的范畴，而非文化性格所能解释。越南“革新式”现代化，必须在独特的文化、制度与历史张力中寻找自身的逻辑与节奏。

在经济上，越南虽引入市场机制，但行政效率低、法治建设和反腐败机制仍不健全。

在全球价值链中，越南多处于“中低端”环节，技术溢出有限，产业升级困难。随着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可能引发越南新的社会紧张与治理挑战。以文化性格作为越南“革新式”现代化成败的根本原因，就会忽视文化的变动性与适应性。探究越南式现代化，须要考虑国家能力、制度设计与全球生态等更具决定性的变量。越南正尝试在全球化竞争、地缘博弈与国内社会转型之间寻找支点。

五到十年后，后苏林时代越南的走向，取决于制度化程度而非个人意志。一种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在强党领导下维持高度行政效率与经济开放，政治空间有限但经济自由度较高。另一种是韩国模式：在工业化成熟后逐步扩大政治竞争空间，实现威权向民主转型。

如果权力交接继续通过党内程序完成，派系虽存在但不至于垄断公共资源，越南式现代化或许会接近“强党主导、市场开放”的稳定模式。

作者是成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