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谷歌前总裁施密特（Eric Schmidt）在致词时提到人工智能（AI），台下立刻爆出一片嘘声。施密特试图暂停发言，请大家给他机会说明，但嘘声持续不停，现场气氛一度尴尬。这个场面迅速在网络上疯传。同月，在佛罗里达州另一场毕业典礼，一名房地产高管以“AI是下一场工业革命”作为开场，迎来的同样是台下学子齐声的反弹。

这两件事清楚传递一个信号，AI在美国公众心中，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热烈期待的神奇工具，而是开始令人不安，甚至愤怒的对象。

这股情绪并非偶发，民调机构盖洛普的最新数据显示，在14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只有不到两成对AI抱持希望。《经济学人》与国际调查公司舆观（YouGov）合作的调查更指出，逾七成美国人认为AI发展速度太快，这个比率跨越党派，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几乎没有差距。这在一个政治极度撕裂的时代，是相当罕见的跨党共识，只是共识的内容是对一项技术的集体焦虑。

更具体的抵制正在基层中展开，AI需要庞大的数据中心作为基础设施，而这些数据中心正成为民众怒火的集中点。今年前四个月，全美已有超过70件数据中心的申请案遭到否决或限制，数量超过整个2025年的总和。缅因州议会甚至通过全美首个州级数据中心暂停建设法案，虽然最后被州长否决，但立法本身已说明民意的走向。

犹他州一场数据中心听证会吸引超过900名居民出席，其中大多数是来反对建设的。他们的要求不复杂，担心电费攀升、地下水枯竭、土地被吞噬，以及科技巨头对当地小区的漠视。这场抵制浪潮涵盖电费飙涨、水资源争夺，以及民众对大型科技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形成横跨政治光谱的广泛联盟。公众反弹已成为AI基础建设扩张的实质约束，并在今年中期选举前，构成不容忽视的政治风险。

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爱尔兰都柏林、印第安纳波利斯，当地社区都有拒绝巨型数据中心落脚的现象，理由惊人地相似，电费、水、土地，以及对“这个世界到底是谁说了算”的根本疑问。

在AI引发的众多恐惧当中，就业问题无疑是最让普通人夜不成寐的一个。奥纬咨询公司（Oliver Wyman）今年4月针对全球415位总裁的调查发现，有43%的人计划在未来一两年内削减基层职位，这个比率是去年的2.5倍。他们的逻辑很直白，AI可以承担大量基础性、重复的工作，企业需要的是能与AI协作的中高阶人才，而不是庞大的初阶员工队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也印证这个趋势，在AI普及程度最高的领域，年轻员工失业的概率比其他人高出16%。

科技业主事者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科技业的主事者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部分AI新创公司的高管，对于外界的负面民调感到困惑，甚至说“我们根本没看到这些”。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反应，只会让信任缺口越来越大。

然而，民众的焦虑，并不等于对技术的全面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认为AI利大于弊的比率在全球正缓慢上升，从2024年的55%升至2025年的59%。这说明，抵制AI的并不是那种对新事物一概排斥的保守心态，而是一种更精准的不安，他们担心的是这场技术革命的果实会不会只落入少数人的口袋，而代价却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真正的问题不是AI会不会继续发展，它当然会，也已经深入到太多生活的细节里，不可能说停就停。问题在于，这场变革的规则由谁制定，受益的是谁，又是谁在承担那些被蚕食掉的就业机会、被占用的土地、被耗尽的水源与电力的代价。

一个健全的社会面对颠覆性的技术时，需要的不是“接受它，否则被淘汰”式的布道，而是真实的对话与选择空间。这包括企业必须说清楚，数据中心建在哪里，会对当地带来什么影响；政府应该制定规则，确保AI的获利无法与社会的代价完全切割；学术界和媒体也有责任把那些复杂难懂的算法和商业模式，翻译成普通人能够判断的语言。

那些在毕业典礼上发出嘘声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在拒绝AI，而是在要求有人正视他们的未来。这两件事差距极大，但理解这个差距，正是重建公众信任的第一步。

作者是台北商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