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文科无用论”都会卷土重来。在经济低迷时，人们质疑文科的价值，认为它无法变现；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又认为人工智能（AI）终将取代写作、翻译、艺术与思想工作。许多人相信，未来属于掌握AI和高科技的人，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文学者也人人自危。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只要我们回头看看历史，就知道这类争论从未停止。文科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立足，正是一个人类认知不断提高和整体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

以文学为例，文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现代教育体系的，人类认知整体进步才能促成学科的建立。香港学者陈国球在许多年前受聘为香港教育学院（现名为香港教育大学）的文学讲座教授时，发表就职演讲，题目就叫《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他认为，无论人们在社会上多么轻视文科，尤其是文学，文学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有着独特的存在模式，它以一种“感觉”“品味”“素养”的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教育体系也总会给文学留一席之地。但是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现代学术体制，却有一个艰难过程。我们如果没有历史的视野，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也就无力去思考未来可能的去向。在讨论文科是不是无用，文学是否还有立足之地的时候，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才可以思量文科之未来，包括文学到底是否应该和能否继续以一种知识的模式存在。

根据陈国球的研究，从20世纪回溯，牛津、剑桥之开办文学课程，过程也不轻松，文学之立科，要晚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文学学科建立的推动者中，一个很有名的代表人物是科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他当时到处演说，积极鼓吹牛津大学设立文学课程。他认为，学习文学让下一代可以在情感、伦理、思想上都有所裨益，并说大学开办文学课程可以培训出高水平的文学教师，让文学传统延续下去。他的努力促成牛津大学在1885年设立“墨顿英语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席位，可惜这个讲座教授席位并没有授予科林斯，而是授予一名语言学家。可见当时人们依然认为，语言学比文学更为严谨、更可验证、学科结构也更清晰。说到底，语言学像是一种“硬知识”，而文学是“软知识”。直到1894年，牛津大学才正式建立文学课程；到1904年，才另立文学讲座教授。剑桥大学则是1910年设立文学讲座教授；1917年才正式建立真正的文学课程。虽然也有一些新兴大学在1830年代就设立文学专业，例如伦敦大学英皇学院，但影响甚微。

这些历程标志着文学正式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一员，现在大学教育体系的文学科系也大多沿袭自那个时期。

文风鼎盛时期决策者却举棋不定

文学以一种知识的身份进入现代知识体系，为什么那么难和那么晚？是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始终没有解决的疑问。其实，英国的大学在决定是否要把文学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的阶段，正是社会上文学阅读风气特别兴盛的维多利亚时期，但决策者却举棋不定。当时反对立科者质疑，文学的“知识量”该如何考察？文学的高下判断在于品味，但是这能被教授和考察吗？文学对社会又有什么用呢？文学知识不足以营构物质世界，还有必要投放资源吗？到了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常常被提出来。但是，毕竟人类的生活不仅靠物质打造，心灵和意识都是不可忽视的领域。

当时还有人问，文学研究有方法吗？当然，后来人们发展出很多文学研究的方法论。

当年为文学立科奔走的科林斯构想中的文学学科，是既有学术性，又有审美效用，还能启发人文精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剑桥大学涌现一批人文学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科林斯的理想，发展出一条文学研究的新路，也就是后来的瑞恰慈（I. A. Richards，又译理查茲）等人提倡的“文学批评”。从此，文学阅读不再是随意的休闲活动，文学知识不仅是“资闲谈”，文学学习也成为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训练。他们提倡“细读”（close reading）的一整套方法论，来帮助人们超越个人主观品味，开展“文学批评”的学术活动。之后，文学理论发展非常兴盛。

从文学是否立科，直到今天，人们经常争论不断，但文学作用于心灵、情感、价值观，人们已有共识；文学维系社会文化的作用也毋庸置疑。文学对于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表现在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上；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间接和隐匿，参与推动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发展。其实，现在很多致力发展AI和高科技的公司，也聘用不少人文学者。

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一定有存在的价值，但以何种方式参与到未来的生活中，仍然值得不断思考和探索。但是，坚持“文科无用论”的人，认知还停留在19世纪。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