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AI）将如何颠覆职场的讨论，已变成现实的裁员潮。从跨国科技巨头到传统金融机构，如渣打银行等大型银行，在推动数码化转型、引入自动化流程的过程中，屡屡传出岗位调整与人员精简的消息。

在这些亮丽的“企业转型成功”报告背后，是一个个面临失业的普通职员。讽刺的是，每当这类科技导致的裁员新闻出现时，舆论往往会给出千篇一律的药方——呼吁全民“提升技能”。

然而，对面临房贷与各种账单的被裁员工而言，这种劝慰显得既苍白又冰冷。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无法保证就业的一纸技能证书，而是能继续贡献社会的真实饭碗。如果公共财政与企业资源一味砸向如何研发出更高效、更能替代人工的AI算法，却在现实中无法转化为能吸纳普通居民的新岗位，科技的进步最终只会加速社会的分歧。

目前在全岛掀起的AI学习热潮正无形中陷入一种误区。大多数培训都在教导如何编程、如何使用复杂的提示词。但现实是，对于绝大多数非资讯科技（IT）背景的行政、运营或后勤员工来说，要求他们突然转型为数据工作者，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市场规律。他们失去工作，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企业引入AI的初衷，往往只是为了省钱和精简人手。如果社会缺乏懂得利用AI开拓新业务、创造新工作的引领者，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地中产阶级将迅速滑向隐性失业的深渊。

当一个社会失去岗位的创造力，代价最终将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当大量金融与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因为技术冲击而长期失业，国家的社会救助成本和医疗养老负担势必升高。为了填补这些财政缺口，社会的隐形税收和生活费只高不低。更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萎缩会导致整体消费力下降，从小贩中心到邻里商铺，各行各业的生意都会连带下滑。因此，缺乏工作创造的AI转型，最终不仅无法降低社会成本，反而会让全社会付出更高昂的生存代价。要打破这一内耗循环，政府和企业必须改变思维，用AI把蛋糕做大，成为创造出前所未有之职位的破局者。为此，以下提出三项建议：

一、设立AI岗位创造基金

政府可考虑调整AI发展预算，将部分资金直接与“本地人就业净增量”挂钩，改变补贴企业购买AI系统的传统模式。如果一家企业（尤其是金融和专业服务业）能证明自己利用AI技术，开发出全新的服务模式，并因此聘用被裁退的本地非技术居民（如银行后勤人员），政府应提供薪金补贴，引导企业将AI视作业务扩张的引擎，而非裁员省钱的剪刀。

二、政府领头利用AI释放的生产力

AI擅长冰冷的数据处理，但永远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政府应带头利用AI技术简化行政流程，腾出资金和空间去创造大量“高互动”的本土全新岗位。在医疗看护、心理辅导、综合社区规划等领域，利用AI处理后台数据，同时公开招聘并培训中年白领，担任“社区转型引导员”或“跨代沟通顾问”，利用他们成熟的人际交往经验，去服务迅速老龄化的社会。这类工作既不要求高深的代码技术，又极度依赖人类共情力，能有效吸纳失业人口。

三、将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源分配硬性挂钩

我们不能允许大型跨国机构在享受我国优质的基础设施和政策优惠后，在AI时代，将本地员工视作随手可抛的成本包袱。在未来的公共工程招投标、金融执照审批或企业奖项评选中，应引入“本地员工职场韧性与转型留存率”指标。那些引入科技后只顾裁减本地基层员工、剥离社会责任的企业，应在争取国家资源时，面临相应的限制。

当金融区办公楼因为技术升级而减少普通员工位子时，那便是警钟。我们不需要更多冷酷的效率机器，而是需要更多有远见的点灯人。唯有让科技为创造就业服务，确保人人能在这场浪潮中轻装上阵，我国才能保有真正不可动摇的社会韧性。

作者是退休财务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