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龙岗罗弄榴梿组屋旁的榴梿树果实累累，不少居民兴致勃勃地守在楼下，等待“从天而降”的免费果王；另一边厢，乌敏岛的野生榴梿亦迎来丰收，甚至有人提着两大袋离开码头。原本只是带有生活气息的趣闻，但两则新闻在结尾处，却不约而同地补上一句提醒：“这其实是违法的”，由此迅速引发舆论热议。

根据《公园与树木法令》，未经许可采摘或拾取公地上的果实，最高可被罚款5000元；若发生在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罚款最高5万元，甚至可能面临监禁——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并非支持严格执法，而是感到错愕：仅仅捡一个榴梿，是否须要如此小题大做？有人质疑这是官僚体系与民间生活经验的脱节，有人认为规定过于僵化，也有人戏谑道：“捡榴梿比偷榴梿还严重。”在网络舆论场中，这种质疑几乎呈现出一面倒的态势。

在许多外国人眼中，新加坡是一座以罚款著称的城市，甚至被西方媒体概括为“Fine City”——一语双关，既是赞誉，也带着调侃。人们习惯其中的治理逻辑：规则提升效率，秩序需要代价。违例停车会被罚款，乱丢垃圾也不能幸免，犯者受罚，倒也天经地义。

然而，“捡无主榴梿也要罚”之所以引发民众质疑，并不在于国人贪图几个榴梿，也不在于公众缺乏守法意识，而是在于法律的正当性，从来不只是建立在立法程序与执法能力上。

对多数人而言，即便说不清法理依据，心中仍自有一把衡量轻重的尺：什么样的行为，应当承担什么程度的代价。这种朴素的“比例感”，未必等同于法学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却往往决定一部法律能否被感知为合理，并进而被自愿服从。一旦惩罚强度与多数人的道德直觉出现明显落差，即便立法目的正当，也难免引发质疑。

因此，“比例感”提供法治得以被理解的人间尺度，它未必永远正确，却是法律获得社会信任的重要来源；而“比例原则”则在制度层面，防止这种直觉滑向情绪化判断乃至多数暴力。前者提醒法律不可脱离人情与经验世界，后者则提醒社会不可仅凭感受裁断是非。

酒驾重罚，社会往往拍手称快，因为那条因果链清晰可见：醉汉坐上方向盘，无辜者可能枉死街头；但榴梿自然坠落，无人拾取也不过自行腐烂于地——没有受害者，没有盗窃欺骗，更不见暴力。在常识的世界里，就算所在地属于公家，这一行为也很难被归类为具有危害性；但在法律视角中，被纳入考量的却是潜在风险与扩散效应。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5000元的制度性裂缝。

政府的逻辑也并非无的放矢。立法者所面对的从来不是单一个案，而是人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延展与放大。一旦允许拾取，便可能有人提前摇树，继而有人携带工具采摘，甚至在争夺果王的过程中发生推搡冲突，或因为果实有毒而危及健康。乌敏岛的生态系统亦难以承受无序采摘所带来的扰动——前些日子，不正是因为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在三巴旺码头掀起一场抓螃蟹的生态浩劫吗？从治理角度看，全面禁止、划定清晰边界、压缩执法模糊空间，往往是行政成本最低、执行效率最高的选择。这是典型的风险治理理性。

因此，在官方眼中，高额罚款并非为了惩罚榴梿爱好者，而是一种威慑。法律追求的不是事后处罚，而是事前预防。只要没有人敢以身试法，5000元便永远只停留在法条之中。

然而，矛盾也恰恰出在这里。普通民众所理解的，并非抽象的制度理性，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直觉：捡拾一个无主榴梿，并不“值得”5000元的惩罚。围绕它所引发的争论，也暴露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大难题——不在于人民是否不懂法律，而在于国家越来越擅长管理风险，却未必同样擅长解释风险。

人民未必须要精通法理，但他们须要相信，法律不仅能够防范最歹毒的人性，也能够理解最普通的人情。否则，当制度一次次无法以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说明自身时，人们脱口而出的，恐怕仍会是那句带着错愕与不解的追问：“这也要罚？”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