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谈全球化的未来。1995年本论坛首次举办时，冷战刚刚结束，关税壁垒正在解除，中国正进行改革开放，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已脱离苏联并转向欧洲。

因此，数亿工人进入全球经济，我们经历了多年强劲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那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在此背景下，亚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和融合阶段。

30年后，我们身处截然不同的环境。世界贸易组织在25年之后，仍未完成新一轮广泛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各国正努力应对美国施加关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国谈论着出口管制和脱钩；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党正日益得势。

质疑全球化是否已走到尽头、达到极限，甚至开始瓦解，是合理的。我的答案是，全球化仍在持续发展，但我们已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新时代，社会须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局面。我将从四点阐述我的论点。

全球化方兴未艾

首先，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互通，全球化仍方兴未艾。这是一个经历了数个阶段的历史现象，但其发展从未让普世受益。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由帝国、资源和权力驱动。它在工业革命期间加速发展，当时蒸汽船和铁路使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受到压迫。殖民地区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遭到榨取，遭受损失与痛苦。那是一个掠夺的时代。

当时工业化世界生活品质的必需品——一杯茶，体现了那个时代全球化的残酷现实。它用远东种植的茶叶冲泡，用加勒比和美洲生产的糖来调味，鸦片被运往东方以平衡贸易流，而被奴役和契约劳工则被送往西方耕种甘蔗田。

这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的不公正体系。事实上，它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民众会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喝茶的享受。社会会不遗余力地维持它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世界随后过渡到整合的时代——二战后通过国际规则和机构重建的全球化。这是对旧模式的修正——变得更公平、更人道、更尊重各国权利，因此也更稳定。这就是二战后以联合国、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全球金融与货币兑换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开放，这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将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和人口吸收到全球体系中。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以及全球生产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苹果手机和特斯拉汽车到工业机械和欧洲奢侈品牌。

2001年，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全球年度商品贸易额仅略高于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约占4%。今天，全球贸易额约为26万亿美元，中国约占14%，并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许多亚洲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

全球化因创新和科技发展而进一步加速——集装箱化、喷气式飞机、电脑和互联网，所有这些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整合了经济和社会。

那杯茶如今已历经漫长演变。今天它可能是一杯珍珠奶茶，在全球被享用，茶叶可能来自印度或斯里兰卡，用于制作珍珠的木薯则来自泰国或越南的农场。我们通过挥动手机支付，这些设备由晶片、软件和全球供应链提供动力，而数码支付则通过全球金融系统迅速完成。

珍珠奶茶并没有贸易协定，也无须通过任何劳动力或资源的掠夺来制作。它是友好国际合作和二战后规则下的分工的产物。

这只是一个例子。现在，数十亿人睡醒后便与全球系统连接。我们享受海外度假、网上购物、无尽的流媒体娱乐，并与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这是我们已习惯的生活。

全球化已不再是一种经济选择或追求，而是生活的基本现实。我们从冠病疫情的隔离中努力走出，并恢复互联互通的世界时，就见证了这一点。

最近，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时，它造成供应中断并引发价格上涨。世界明确的愿望是恢复船只自由通行穿过海峡。随着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国家之间的冲突可能不会导致相互确保的毁灭，但肯定会导致相互确保的破坏。全球化已无回头路。

全球化2.0的新时代

这就带出我的第二个论点，即我们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在这个阶段，全球化的重要性和不满情绪正同时增长。

全球化因科技发展而日益重要。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经济体在矿产、原材料、光刻设备、半导体晶片、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方面相互依赖。即使是科技超级大国也会发现要完全实现自给自足极具挑战性。

我在新加坡最北部、拥有5万居民的小选区，是全球系统的一部分。美光公司（Micron）正在那里建造首个高带宽内存（High-Bandwidth Memory）先进封装设施，预计于2027年投入运营。一旦新设施建成，我的选区将成为美光公司交付系统的一部分，根据行业估计，它将贡献全球高带宽内存供应的约20%，这将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供动力。

人口结构也会推动全球化。老龄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变迁，而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内问题。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意味着更多的诊断扫描、药物、手术和医疗设备，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性产品和国际研发的成果。许多国家也日益依赖外国医疗人力资源。

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须要携手合作，以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挑战。以气候变化为例，若各经济体未能集体兑现碳减排承诺，将无一幸免于海平面上升。

大流行病防范也说明了相同情况。下一次大流行病是进化的必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齐心协力，在下一次重大疫情暴发后的100天内研发出疫苗。

当世界变得更加互联互通时，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即使它在整体上促进了繁荣。一些工人和社群感到被抛在后面，而如果他们的担忧得不到缓解，对开放的支持就会减弱。在英国，足够多的英国人确信他们蒙受了损失，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并改变了他们国家的走向。

全球化也可能削弱我们的韧性和安全感。因为我们越是感到依赖某物或某人，就越会将它视为一种脆弱性而保持警惕。

因此，各国现在寻求内包（insource）或与值得信赖的伙伴合作，重新配置贸易流和投资，以加强韧性。以能源为例，可能会出现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及一些国家转向核能的更果断转变。新加坡已宣布将于2027年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评估，以衡量其准备情况和能力，从而就是否部署核电作出明智决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中，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自给自足，脱钩是不现实的。相反，更大的韧性往往是通过拥有更多的供应来源和贸易伙伴来实现的，通过多样性实现供应稳定。讽刺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其解决方案可能正是进一步深化全球化。

但是，对全球化最令人担忧的反对意见是反移民情绪。当国界变得更加开放时，最初的包容与接纳态度，可能会转变为被取代、被排斥和怨恨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反移民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如此多的国家崛起。

尽管程度不及殖民时代，但全球化再次被视为不公正、不公平且充满威胁。

因此，全球化须进行另一次重大的修正，以解决其重要性日益增长与不满情绪并存的矛盾。这就是当今挑战的核心。在上一时代，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优化经济效率和机会最大化展开，其方式是通过签订贸易协定、投资条约，以及保护知识产权。今天，我们须要将讨论焦点放在人们的关切上——社会韧性、公平以及身份认同。

政策议程

因此，我的第三个论点是，高度互联的时代需要积极、审慎和协调一致的内部治理。在这方面，有三个领域尤为突出。

首先是财政健全性。老龄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它既是社会挑战，也是财政挑战。在许多国家，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支出已在迅速增长。

举例来说，在发达经济体中，政府的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约6%上升到今天日本、德国和英国的10%以上。国债占GDP的比重使情况更加复杂。如果任其发展，它将增加系统性风险，并挤占社会在未来所需的投资。

新加坡在构建长期可持续的财政体系方面，一直审慎而务实。养老金支出主要通过定额缴费制资助，并辅以政府的填补。由于审慎的系统性纪律，我们的卫生支出约占GDP的5%，位居世界最低之列，但所取得的保健成果却相对良好。

拥有健全的财政体系，我们就能投资于未来，例如教育、住房和基础设施。每个社会都不同，但政府须要在社会支持、财政可持续性和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之间平衡。

其次，发展一个能够创造增长、机会并激起希望的经济模式。电动车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使这一挑战变得尤为突出。经济体和各行各业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拥抱新科技并转型，抑或墨守久经考验的旧模式的抉择。日本和欧洲的汽车工业一直在努力应对这一困境。

在新加坡，我们已决定须要拥抱变革并充分利用它。我们正在深入探讨如何培育年轻人、协调数码科技的潜在益处和危害、吸引新投资、发展产业，并提前为工人做好必要的调整准备。我们将制定政策护栏，以确保科技造福而非为害。政府、雇主和工会须要协同合作。

第三个关键议程是促进社会凝聚力，尤其是在人们对移民问题日益敏感的背景下。每个开放经济体都会遭遇类似这样的挑战。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的城邦国家，新加坡正切身感受到这一挑战的严峻性。

因此，我们的做法是适度开放且有意识地进行融合。我们仔细观察相关数据——人们来自哪里、从事哪些行业，以及他们融合得如何。新公民和永久居民会经历一个融合之旅，以确保他们更好地理解新加坡的历史和价值观，并与本地居民建立联系。

无论是居住、社会还是专业领域，我们致力防止出现飞地，并投资于人人可以互动的公共空间。目标不仅是吸引人们前来，更是帮助所有人共同生活、相互理解，并维护共同的社会认同感。

民众须要看到政府正在缓解他们的不安全感，并保护他们的生计、尊严及生活方式。唯有如此，才能重新建立起拥抱全球化的信心与信任。这继而为各国政府开展合作和共同努力，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反映国内政治。

在这方面，美中关系是影响全球化未来的最重要双边关系。它不仅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将受到两国人民的希望与担忧的共同形塑。

多年来，两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的比较优势也变得更加鲜明——美国是科技突破的领导者，而中国则是规模化生产的大师。然而，这种看似更强的互补性也加剧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不安全感和经济竞争。美国希望在国内生产并带回更多制造业工作，中国则努力发明和创新，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

所以，美国和中国可能既非敌人也非最好的朋友。但它们将相互竞争和对抗。如果双方都能缓解各自人民的担忧，它们将有政治空间来化解分歧，并找到互利合作的领域。那么，就会出现持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对全球化和亚洲都将至关重要。

日本的贡献

第四，当世界努力应对全球化挑战时，日本可以在许多方面作出贡献。

日本对亚洲的贡献是广泛而持久的。通过对亚细安国家的投资，日本支持了本区域的工业化，创造了就业机会，并提升了整个区域的能力。它在诸多其他领域亦有贡献，包括灾害风险的降低与抵御能力、大流行病防范、基础设施发展及民间往来。从动漫到美食，日本的文化影响力遍及全球。

我将重点阐述日本在当今尤为重要的两个贡献领域：贸易与老龄化。

在国际合作方面，日本可以成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2000年我担任贸易谈判代表时，新加坡刚开始与日本就《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apan-Singapor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JSEPA）展开谈判。

JSEPA不仅是一项外贸谈判，也是日本在农业等敏感领域，就自贸的未来方向建立共识的内部过程。

20年后，日本已成为自贸领域的积极国际参与者。它在塑造各种区域自贸框架，特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方面，展现了重要的领导力。

在鼎力支持国际自由贸易与投资的高峰时期，美国曾谈判制定了一套它认为既能惠及本国企业，又能缓解国内关切的规则。这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遗憾的是，之后的美国政府却退出了由它主导设计的框架。幸好，日本介入并将它转型为CPTPP，并促成英国的加入，目前正努力进一步扩大成员规模。

最近，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携手合作，确保了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临时安排的通过。协定涵盖67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占全球贸易总量约七成。

这即是“灵活多边主义”（flexible multilateralism）的一个例子，让理念相近的国家可先在共同关切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为其他国家的加入敞开大门。

在自贸议程陷入困境之际，日本的领导和介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国内方面，我相信日本将因它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适应能力，而为世人所称道。日本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更早经历老龄化。然而，尽管其三分之一人口已达65岁及以上，且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它成功克服多年的持续通货紧缩，拥抱科技，并实现持续增长。

日本的灾害应对为社会韧性提供了有力的启示。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超过10万人被疏散，许多社区被摧毁。对老年人而言，影响尤其严重，他们失去了熟悉的空间、日常作息和主体能动性。

随后发生的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基层自助故事，人们齐心协力为老年人重建社交网络，使他们能够再次开展社区活动并感到有意义。

这个概念被称为“居场所”（Ibasho）。新加坡保健卫生部认为我们须要向日本学习并研究这一制度。我们随后推出“乐龄SG”（Age Well SG）国家计划，并在全岛设立活跃乐龄中心，老年人可以在那里建立社交网络，参与活动和志愿工作。

2026年标志着日本与新加坡建交60周年。此乃一个适时的里程碑，促使日本和新加坡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这为深化供应链韧性、数码科技、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安全、低碳解决方案和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制定了前瞻性议程。这提醒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历久弥坚的伙伴关系仍是重要的稳定力量。

作者是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

本文是他于6月11日在东京出席第31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的演讲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