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光

新加坡整个行政制度的中心思想，就是鼓励人民积极向上，创造一个让人勤奋、自我负责的社会氛围。有了这个主轴后，接下来就是政策技术层面的设计与实行，不论是教育、组屋、公积金或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可以看见这个主轴的影子。

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而是单看表面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便很容易顾此失彼，以为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埋下长远祸根。

比如最低工资制的建议，就非常值得商榷。打个比方，在学校总有学生成绩垫底，我们不会要求教育部给学生“基本分数”，让每个人都能及格，而是通过不同的辅助和奖励，让这些成绩落后的学子能尽己所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

实行“基本分数”只会造成更多的学生不思进取；同理，认为需要最低工资的人只占少数，成本增加不会对中产阶级带来太大的影响。这是短视的想法。提议者完全忽略了对长远社会风气的影响。如果越来越多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满足于基本薪金，失去动力，不但令他们或是他们的下一代无法跳脱困境，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中产阶级必将为社会成本继续增加而付出沉重代价，只有人力资源而没有其他资源的新加坡是承受不起的。

另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观点是，有人认为减少外来人才，不会对新加坡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当今世界各地都疯抢人才，提议把人才往外推，就有点匪夷所思。

记得以前国外有政治人物，曾提议以民族的比率，来培养不同种族的医生。当时我觉得这种民族主义的论调是荒谬的，是拐杖政策下的悲哀。减少外来人才这贴国家主义的药方，和以上的民族主义有着同样的弊端，前者不让人民拥有最好的医生，后者不让企业拥有最好的人才，实行的结果是前者医死病人，后者医死企业。没有企业，又哪来好工作？

建国以来，我们不遗余力打击和提防贪污，拥有廉洁的政府，国家的运转才得以顺利。除了政府不能贪，人民也一样要克制。政治领袖必须对人民灌输正确的观念，而不是故意鼓吹和挑起人民的贪念，因为贪心一起，就没有理性思考的空间。

华人有句话，“富不过三代”，是指第一代人累积财富，第三代人忙于挥霍。能不能打破这个命运，在于我们能否诚实面对人性的弱点，哪怕会令人感到不适。为了应对外在因素的改变而调整政策无可厚非，但对人性方面的考量是不应该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