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是陶器反应远不如油画佳，让张荔英的陶器创作惊鸿一瞥，日后不再展出，她想用马来亚泥土手塑出日常使用的美丽陶器的梦想昙花一现。

正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举行的“此心安处：张荔英艺术展”，引起我注意的是张荔英两件陶器作品：一件黄釉水仙盆，开片精致有序；另一件孔雀蓝釉三棱形碗，釉面开片细腻。无论器形、釉面开片或美学观，都脱胎自宋代官窑，古拙大方。

原来，张荔英做过陶器，很多人忘了，只记得她的油画。展览说明陶器“作于1950年至1953年”，估计出自张荔英在新加坡正式出道的第一次个展“张荔英油画陶器展览会”。

展览由新加坡中国学会主办，1953年9月3日至6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展出，中英报章均有报道，《南洋商报》先后刊四篇，宣传轰动。《南洋商报》1953年8月29日报道提到张荔英是在巴黎学陶器的，希望能用马来亚的泥土制造出美丽的东西，且适于日常使用。张荔英对内部装饰极拿手，日本投降后，曾助南京上海铁路行政官布置上海北站酒店及图书馆、招待室。

《星洲日报》9月4日报道展会开幕，展出油画81张，几十件陶器，陶器比重不轻，当时张荔英怀抱野心想以油画和陶器行走艺坛。张荔英名人朋友刊于报章的猛文力荐她的油画时，不忘陶器。书画家张丹农在《张荔英女士国风油画读后感》谈到，张荔英陶器和油画一样，冶中西于一炉，走古拙至味的风格，“很像广东石湾烧瓷，但款式又很似唐宋古陶器。技术是超乎技巧，归乎冲夷，且敛尽绮丽，而入纯正的了。”

同个版面上，画家刘抗在《张荔英的艺术》说：“关于陶器，她只是开了一个端，虽不能说有很大的成就，但意义却非常重大，良以影响人民生活者，这些日常的器具较之油画来得更直接”；“欧洲名画家比卡索、夏格尔等已于多年前亲自设计制造，素来认为匠人的工艺品已一变为艺术家的创作了，形状图彩纯以自由发挥为出发点，不受传统习惯的拘束，所以陶器制作也跟纯艺术一样，非但注重实用，尚且赋予艺术生命，使人有鱼与熊掌兼而得之之乐，这是工艺界的一次大革命。马来亚原料丰富，工资又廉，只需有心人背负起职责，不难扭转这时代之风气。”

张丹农也看到陶器创作的商机，“虽说是为艺术而艺术，倘能推托得开，打开天窗说亮话，亦是很好的生意眼。”然而，张荔英展览宣传主攻油画，油画热卖，陶器相对冷遇。《南洋商报星期刊》1953年9月6日封面全版选刊张荔英油画12幅，陶器一张也无。中国学会出版的单薄展刊联同封面的《嘉兴血印寺》，13张照片皆油画。《南洋商报》同年9月7日报道展览售出4000余元，李光前订《法师》、李成义订《广东婴孩》及《古桥》、陈之初订《嘉兴血印寺》等，并没提及陶器是否卖出。

很可能是陶器反应远不如油画佳，让张荔英的陶器创作惊鸿一瞥，日后不再展出，她想用马来亚泥土手塑出日常使用的美丽陶器的梦想昙花一现。张荔英定居新加坡后，自力更生，在南洋美专兼职之余创作油画，无暇顾及陶器创作是可以理解的。

张荔英的油画自始至终署名CHEN，采取第一任丈夫、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陈友仁（Eugene Chen）的姓氏，而非自己的姓氏Zhang。张荔英的陶器器底也有中文署名“何张荔英”篆书单框方形印，取其第二任丈夫何永佶博士（Dr Ho Yung Chi）的姓氏，联同木刻印章一起展出，成为艺术家另一段情感与婚姻的重要印记。这枚印章也出现在1950年张荔英巴黎个展的展册上。

张荔英与陈友仁婚姻太美好，以至于丈夫1944年过世后，她立志献身艺术事业。然而，有感于“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孤单了”，张荔英1947年在纽约再嫁认识10年，陈友仁好友、律师出身的何永佶。夫妻俩不敢回到政权易手的中国，张荔英于1951年5月4日跟随何永佶来到马来亚槟榔屿，任教于韩江中学。

当张荔英独自从槟城来新定居后，这段六年婚姻就结束了。据说何永佶从事的职业不少（包括新闻记者）但不长久，让她心生不满。相信这段婚姻的挫败多少影响了她对陶器创作的兴致。以张荔英对陶器的美学品味之高，创作无以为继，委实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