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访问过旅居本地十几年的美国画家肖恩·邓斯顿（Sean Dunston），他为密驼路一家酒店外墙画过戏曲演员、咖啡壶、新加坡拉猫等，带出该区的海南色彩，蛮好看的。他最近为桥南路297号受保留建筑创作的红头巾壁画被一些公众认为有辱红头巾形象，不像劳动者，甚至像妓女，但也有人支持艺术家的塑造，认为艺术理应容纳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但凡艺术出现在公共空间，就有别于一般非常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强调的是民众的参与，使艺术家与民众共同创造、提升在地的生活美学内涵。新加坡当代艺术家唐大雾说过，没有观众，就构不成艺术，艺术不是在工作室完成的，没人指指点点就不会慢慢成熟。以这起事件来看，公众的反馈是否有根据？为何艺术家刻画的人物形象没能引起共鸣？什么细节出现落差？
肖恩·邓斯顿想要表现歇息中的年青时期的红头巾，日常劳累之余，抽根烟当神仙的那一刻美妙时光，这无可厚非。20世纪初期至中叶，从中国三水下南洋的红头巾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艺术形象不一定要正面完美。根据历史档案与图片，红头巾当中有些习惯吸烟，可抽的是卷烟，也将烟藏在帽里。但是，这幅壁画未经市建局批准就完成，而且吸烟行为不符合政府的戒烟立场。要知道公共媒体，如报章，不会出现吸烟广告或照片，为何公共艺术是例外？
更大的问题出在画中手持香烟的红头巾，眼神“撩人”的姿态，难免令人联想到上海月历牌香烟广告的吸烟女郎。那双纤细手指仿佛十指不沾阳春水，更像中产阶级精心护甲美容，而不是经常劳作，粗糙生茧布满皱纹的双手。为方便劳作，劳动者服装一般宽松，画中红头巾衣服剪裁贴身。为了显得时髦、性感，红头巾形象就被资本主义社会“物化”了？红头巾休息时若是蹲着或坐在小凳上吃饭、抽烟、聊天，将更有说服力。正因为邓斯顿塑造的对象不是一般女性，而是深入民心的特定历史人物——红头巾，刻画若不准确生动、真实鲜明，如何产生共鸣，如何实践他所说的意图，即“展现红头巾的精神、力量、美丽和态度，与她们不得不忍受的艰难现实形成对比”？我们也期待看到红头巾的另一面——富有朝气的神游瞬间啊，可惜艺术家错过了这个机会。
延伸阅读
让我们重温1937年4月2日《南洋商报》刊登的特写，该文赞扬没受过教育，不知什么是解放、平等、自由的“三水婆”才是时代的妇女与妇女运动的急先锋。“她们没有口红、旗袍，只有强壮的体魄，挣扎的精神。”她们是社会生产者，“头上扎着红巾，布衣布裤不事修饰卷起裤子，每晚在豆腐街头待工作挑泥土，每天工资很微少，只有五六角。”
与红头巾时代靠近的新加坡画家赖凤美的《劳工（午休）》（1965），正面刻画男苦力歇息时的放空，眼神和面部神情透着风霜中的坚毅，身后的年轻红头巾的背影正在举筷用餐。此作正在威尼斯双年展主展“处处都是外人”展出。另一位女画家张荔英也画过肖像油画《红头巾》（1961），正面突出扛锄头的年老红头巾满面沧桑又眼神坚定，手腕戴的玉镯是亮点，既是多年累积的微薄财产，更是女性爱美的证明。我不敢戴玉镯打字，难以想象手戴玉镯如何劳作，可档案照是见证。锺四宾和林清河的纸本水墨皆以素描勾勒红头巾的刻苦坚毅。
红头巾一起劳作的场面是最普遍的艺术形象，比如：蔡名智1977年的油画、刘抗1951年的油画、林子平1976年的水墨画，笔触无不写实地呈现忙碌劳作的身影。而陈文希在1950年代的油画中，融入立体派的几何构图与线条，画面现代感强，又有新意。林龙成的红头巾雕塑的镂空设计，超越写实造型。
当代艺术家庄心珍作于2001年的雕塑《向红头巾致敬》（7月6日至15日，在乌节ION展厅展出），与几位老去了的三水婆亲近，将她们的双手——这一生最具生命力的见证——印在水泥板上，联同她们真实的身躯以黑白影像呈现。艺术形象唯有通过可信的造型构图，把握住人物的灵魂与精神，才能触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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