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提出一个极为现实但也十分残酷的问题，当时，易卜生的经典剧作《玩偶之家》在中国风行一时，剧中主人公娜拉在经历家庭变故，看清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后，毅然走出家门。《玩偶之家》问世后，惊动了西方世界，五四之后，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1923年，鲁迅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指出，经济自由才是妇女解放的关键问题。在他看来，妇女只有获得与男人相等的经济权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在鲁迅看来，娜拉出走后或者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回头看去，20世纪初叶，源自中国珠三角顺德的自梳女是当年女性寻求身心自由，经济独立的真实象征。在同一个时期，有无数来自广东三水的妇女，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这群山水女人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红头巾群体。

我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上世纪初叶下南洋的自梳女或三水妇女，并不晓得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正努力争取的“妇女解放“，更不知道挪威作家易卜生及其笔下的“娜拉”代表什么，但她们却在100年前，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成为走出“家庭”的前卫女性。

有人误以为红头巾也是梳起不嫁的一群，其实不然。三水妇女跟顺德自梳女不同，她们大多数是在婚后流移到新加坡谋生，而且有很多是来自不幸的婚姻与家庭。三水女人中，有一些因为在夫家的生活不如意，或与丈夫关系不佳，甚或丈夫不务正业，再加上当地水患灾害频繁，带着摆脱樊笼的心理南渡。但即便如此，她们到了新加坡，仍然牵挂着远方的亲人，努力以劳力赚钱而又省吃俭用将每一分钱积攒下来寄回家。

新加坡人对红头巾的认知及情感链接是经过岁月点滴积累的。 红头巾，曾经得到我们社会的尊重与纪念。2018年，88岁红头巾胡润心参与了导演巫俊锋执导的2018年国庆庆典短片，讲诉当年下南洋的经历与感受。为了让胡润心能了解短片内容，巫俊锋还特地以广东话配音，在乐龄中心播放给胡润心看。

这几天在网上找到了胡润心当年以粤语做的访谈，那时的胡润心虽已近90高龄，看起来仍神清气爽，听她条理分明地说着：“我15岁就撑起这头家了，什么东西都全靠我这份薪水，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很辛苦，每天都要做很多苦工……”最触动人心的是，胡润心最后一句“有粥吃粥，有饭吃饭“，道尽了她一辈子脚踏实地、不虚荣、不奢求的人生价值观。

近年来红头巾群体也渐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有关红头巾的相关著作、研究，纪录片相继问世。多年前看过中国导演王欣编导的三集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这天想起时，特地从网上搜了出来，重温片中几位红头巾的现身说法。片里已然100岁的黄苏妹神气地说，“我能够挑一百八十斤！”然后淡然说起工资：六毛钱一天，又要寄回家里养父母，养公公、养老公……”

纪录片引用了红头巾卢亚桂的一段口述历史：“家人无法在农村里讨生活，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找工作，我们刚到这里时，只是想要赚点钱，然后才回乡去……这样一天又一天拖延下去，过了一阵就完全忘了回乡。”是的，为了赚点钱，她们选择了最辛苦的，日晒雨淋的建筑工作。老来面对前来访问的媒体，她们带着自豪，与有荣焉地数着她们的战果：南洋大学、中央医院，高等法院、亚历山大医院，中华总商会……

刻苦耐劳的红头巾群体曾经是新加坡的城市符号，更是时代的记忆，近日却因为牛车水一幅手夹香烟，眼波流转，神态妖娆的红头巾壁画《歇息中的三水女人》引起众议，不以为然者认为伤害了红头巾的形象与感情，这我可理解，而且深有同感。

女人抽烟并不稀奇，懂得肢体语言，姿态撩人的女子又何曾少见？可红头巾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面貌，即便活成人瑞，她们那一丝坚毅不屈的神情在满脸皱纹间仍依稀可见，就像我在纪录片里看到的一样。如此形象鲜明的红头巾群体，我们又如何忍心，在她们一一远去后，任其极具象征意义，又真实存在的形象被改头换面。关于创作自由，我们绝对捍卫，但，红头巾何辜，又何须以她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