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冠病疫情来袭，影视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工业体系一度停摆，很多从业人员不得不暂时改行谋生。作为华语片最大市场，中国过去几年一系列新规新政也令电影工业疲软，2022年全年仅发放392个“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但也是从疫情开始，全球影展涌现一批华语新星，入围第77届威尼斯影展日单元的李冬梅（《妈妈和七天的时间》，2020），洛迦诺获奖的邱炯炯（《椒麻堂会》，2021），拿下金马最佳剧情片的黄骥（《石门》，2022）……这些影人和他们的低成本佳作，象征着表达不受限制、传统工业被解构，电影的新时代悄然来临。

剧情导向到意识形态导向

你是否听到两种论调：一批人在哀叹电影的末日将至；一批人在不断拿奖、拍新戏？前者是电影圈的工业派，遵循传统制片流程，万事都要够规格、有排面。无奈电影市场先遭遇疫情打击，再受短视频、游戏等新兴娱乐媒介侵蚀消费时长，导致难回本、难开机。电影是否真的已近夕阳？要看两个指标：是否有比电影更好的叙事、表达体裁产生？上游作者是否创作欲整体减弱？答案是否，那就会不停产生很多电影，只是连Netflix、Marvel都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传统大片”可能会越来越少。

大制作减少，小成本崛起，东西方都一样。周润发去年在釜山影展说过，港片最大挑战是“自由表达方面仍受限制”，我在前文写过，港片最大挑战一定是香港影人固步自封，不出门采风，用尔冬升的话说，不是警匪就是“病的”——指《一念无明》等描述各种情绪病的港片。周润发不了解的是，即便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和《游牧人生》，总预算分别只有150万和500万美元（约201万和669万新元），好莱坞这样的制片成本，也难以负荷他的高昂片酬。类型片、商业大片的衰落是必然，独立电影的崛起是趋势，电影没有完蛋，只是类型片影响力大不如前。

表面上看，这是大成本到小成本的过渡，背后其实是作者表达目的的演变。我们看过几百上千部港片，各种类型僵尸、动作、悬疑、武侠等，除了许鞍华、杜琪峰为代表的电影大师一直在探索多元价值，其他大多数影片的意识形态归纳起来就八个字：英雄救美，善恶有报。现在的世界影坛早已变了，意识形态的探讨，不同族裔、人群的声音成为新时代电影人入行的动机，许多观众也不仅仅把看电影当作“刷故事，等反转”，而是更关心剧情之下的各种权力拉锯、剥削关系。

欧洲前卫电影运动的影响

我看《可怜的东西》时对Emma Stone（艾玛史东）在片中的大尺度表演感动吃惊。但转念一想，《爱乐之城》赢得奥斯卡后，作为演员的她要如何突破呢？毕竟身体只是演员用来表演的工具之一，奥斯卡二度封后，令人为她感到由衷开心。她也立刻再次接演同个导演Yorgos Lanthimos（约戈斯兰西莫斯）的作品《怜悯的种类》（Kinds of Kindness）。亚洲的“主流”演员，还在综艺节目上大聊吻戏是不是借位，类型片衰败是必然的。

欧洲前卫电影运动如“道格玛95”（Dogme 95）对于这个时代类型片衰败、小成本独立片崛起有着深远影响，甚至直指奥斯卡这样的工业奖项。在亚洲，娄烨、贾樟柯、金基德、陈果、洪常秀等90年代以小成本发迹的当代电影大师，也直接影响着许多后辈。这个演变并非偶然，而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一、类型片故事枯竭；二、年轻人意识形态解放；三、娱乐方式多元导致电影资金锐减；四、设备降价，门槛大大降低；五、电影学院越来越多；六、影展越来越多。而可能导致的遗憾是，工业的解构致使《教父》《色，戒》这样的精品工业大片减少，这是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