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早晨，因与一位律师朋友约了早晨八点到他在市区的律师楼谈事情，故不得不早晨六点多起来准备——以往当老师时也是这时间起床。近四年因创业关系，“上班”这回事应该算是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就差没睁着眼睛睡觉），但时间算是比较灵活。那么早起，若不是赶飞机，就是去见客户开会等，但这也不那么频繁，较多时候我都能迟些到公司，或将会议安排到下午。

这突如其来的“早起”勾出了我“社畜”时的回忆。看着眼前汹涌人潮赶着地铁、巴士，而因怕热穿着短裤到丹戎巴葛的我，着实格格不入。涌入市区里准备开工的大家，多半正装笔挺，行色匆匆、面色凝重，手里捧着一杯咖啡或三明治，似乎正期待着排山倒海的事情要处理。

见完了律师朋友后，大约九点，人潮依旧汹涌，在人群中“逆流而上”的我，此时更显得格格不入，我和身旁的同事正讨论着去哪里吃早餐，喝杯闲适的小咖啡——出版社里确实很多事情要忙，但却少了一股慌张的感觉。感觉好像再慢一些世界也不会塌下来。我并非鼓吹在市区工作不好，也不认为这些人都是“社畜”；只是对自己的后来的生活与工作选择，内心有些感触罢了。

80后的我，家里从小就灌输必须要找一份很稳当、拿着一份“死薪水”的工作——最好是公务员，或者上一辈人叫得出的职业，例如老师、会计、医生、律师等。而我也很自然地在这样的期待中完成“使命”。但在而立之初时，即便我热爱教书，但内心却总有一股声音呼唤着我去尝试“既定轨迹”以外的事物，去尝试一下自己“中文系专业”还可以延展出去的业务，并感受一些“百款生活”的千姿百态。

身边的同事，问说：“我们不赶着回去公司是可以的吗？”我便笑说：“老板说可以就可以啰！”创业时，我把公司址选择远离市区（租金贵当然也是考量），然后得离家里近一些，就是希望能自己掌控好时间和生活的节奏；但反讽的是，其实创业需要比当老师时更自律。

我相信工作永远做不完，而短短数十年的人生，总不能就这样匆匆而逝；我们勇敢选择，但也得勇于承担。我这一“脱轨”也四年有余了，有舍也有得，也完成了不少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稍闲下来时，不妨换一条来上班或回家的路，听平日不听的音乐，看看不同的风景，观察身边的人，去做一些平日不敢做又有点“小叛逆”的事——摆脱日常的琐碎与强制规律；好好感受、呼吸与享受内心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