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视频，我从书架取下《伊豆的舞女》重阅，小说里的年轻舞娘，低头浅笑，言语流露着纯良，倒没有世俗对舞女风尘的刻板印象。舞娘，轻易让人想起城市，仿佛只有藏污纳垢、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才有孕生舞女的土壤。

千百年来，舞女确是滚滚红尘中生活的助兴剂。宋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便是对奢靡生活的叹词。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里第一人称的“我”，不曾对舞女有一丝轻蔑，可是当舞女们一离开旅社，“我”问旅馆女主人，这些舞女下一站住哪？她回说：“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哪有顾客就住在哪儿呗。”她直白称呼舞女为“那种人”，一锤砸碎骨子里的想法，对舞女的鄙夷掉落一地。小说里另两句话也让人心凉了一下：“途中，每个村庄的入口处都竖立着一块牌子：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这就是社会对舞女的观感。

我少年时对风尘女子的印象，也大致如此。认识文学里的交际花陈白露，缘于半个多世纪前会考菜单里的中华文学一科，曹禺的《日出》入列，书里曾经的纯情少女陈白露，后来沦为穿花蝴蝶，被银行家包养，最终服药自杀。民国时期十里洋场的上海，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前仆后继上演一出出舞场离合悲催的戏码。舞国的米饭班主操持着舞女世界的生态，为世人捏塑了一个个舞女沉溺浮华的造像。文字里的舞女，怎么都高尚不起来。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为舞国生涯滴落了低沉的遗音——轻盈舞步总伴着温柔耳语，红男绿女旋开了人海浮沉，她们在舞池里寻觅两情相悦，最终多哭倒于湿滑的台阶。

世俗眼里，舞女是花丛中穿梭的欢场优人，远远地背着道德的藩篱。古诗文里从来不缺舞女的妖艳体态，以及狂蜂浪蝶争看小身腰的描述。语言里的“撞钟舞女”，形容着纵情声色、恣意行乐的生活。舞女身上贴着纸醉金迷的标签，“柳腰轻，莺舌啭，逍遥烟浪谁羁绊”的表述，撩人无边遐想，白居易不也忍不住发出“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赞叹。

尽管舞女为世俗所诟病，但紫燕黄莺里也不乏洁净的心灵。民国时刻的神州大地，兵燹连年与觥筹交错之间，风尘世界尚存留一方小小净土——民初因讨伐袁世凯而声名鹊起的军事家蔡锷，与风尘女子小凤仙之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韵事常叫人惦想。这段非常时局酿制的非常情愫，两情缱绻却心意难圆，最终没能修成正果，遗下一段乱世佳话。故事还是搬上了银幕，被拍成电影《知音》，之后被炮制成连续剧。那不曾在四书五经里浸泡，脚着绣花鞋的小女子，却能在汹涌的政潮中深明大义。香港作家陶杰《从来侠女出风尘》一文，为蔡锷与小凤仙的曲折交往，留下伤心桥下的绿波鸿影。

舞女并非一味醉生梦死、追逐物欲，她们也深明大是大非，有家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新加坡舞女协会发起筹赈活动，以巡回义演、报效舞票、捐献首饰等等方式奉献心意，赢得南侨总会“改变依赖之柔肠，不愧为时代妇女”的赞誉。舞界红人梁赛珠，战时积极为抗日筹赈，战后担任南天酒楼龙凤舞宫领班之余，仍参与星华孤儿院慈善事业。

多年以前，华文报刊登过一则新闻：芽笼十四巷两个比邻店屋被一把火烧了，这里原是快乐小学所在。它的校友受访时说：“学校于1946年由新加坡舞女协会会长何燕娜以及财政许千红发起，联合一群舞女出资创办（一说倡办者是快乐歌剧社），当时也深获快乐世界（即繁华世界）老板李玉荣的鼎力支持。”她们的办学缘起，有点武训行乞兴学的范。日本皇军投降后，本岛许多儿童因无力入学而浪荡街头，为了扶助芽笼街童受教，这群在欢场谋生的舞女便兴了办学的念。快乐学校校友透露：”由于创办人是舞女，他们担心舞女的出身或影响学校的声誉，因此担任了两年董事后便默默卸任。”

社会地位卑下，古道热肠未泯。上世纪五十年代，华校系统面临师资短缺、高中毕业生升学无门的两难困境。华社领袖倡议创办南洋大学以解困，获得民间积极回应。于是大范围的筹款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从大亨商贾到贩夫走卒，纷纷共襄盛举。星洲舞女协会不落人后，一连五晚在六大舞厅义舞，为南洋大学筹款，那份纯净触心的情感，不染尘。烟火人间，人心曲直与身份斤两本就无关。把木薯从土里挖出，其貌不扬，一身污泥，但去掉外皮，亮出的尽是净洁的雪白，让你无从辩解，木薯也有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