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识开始，我就称呼他Masa-San。他个子高挑，偏瘦，走起路来却脚步沉稳。在工厂里，他总显得比其他维修组成员更“闲”些——别人忙着修理设备、调整传送带、调试火炉，他却总是拿着一个文件夹，在车间里慢悠悠地穿行，好像在巡视一座跟他没太大关系的城市。

那段时间，为了熟悉生产线的保养系统，我被安排参与维修组的日常工作。休息时，几个烟瘾极重的日本技师总爱围在一个只有8英寸直径的小水盆边抽烟，水面漂着烟蒂和灰屑，像一口永不沸腾的小锅。我通常站在一边，直到有一天，组里一位身形壮硕的工程师突然拉我走到角落，指着远处窗旁的Masa，再伸出右手，五指并拢，从自己左边颈侧往右一拉，轻声说道：“他被neck-cut-to（砍头之意）。”

“Neck-cut-to”——他的语气里带有点对自己同事的同情，却没有轻蔑，反倒像是在告知一个小秘密。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企业里，这类员工有个别称，叫“窗侧族”。

原来在日本因为终身雇用制度，企业无法随意裁员，于是将那些被视为“不再重要”的人调去边缘岗位，安排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不参与主要项目，不进入核心会议，就这样把人安静地“请出舞台”。

他待人谦和，性格温和，不抽烟。周末或星期日傍晚，他会邀我去公司的宿舍。简单的房间，却打理得十分整齐。他喜欢摄影，墙面上张贴了大大小小他拍的照片。他偶尔提起自己的故乡——北海道的札幌。他说那儿有全日本最美的夜景。

他在厂里负责的工作是整理机械设备的保养计划，编制各类检查表——工作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些轻松。但他做得认真，每个表格上的时间、参数都填得一丝不苟。

我们从不谈他的过去，不谈未来，也从不抱怨。只是偶尔，我能从他望向车间那一群忙碌身影的眼神里，看出些许不确定的迷茫——像一个知道自己还在船上，却不知道还在不在航线上的水手。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在我面前晃了晃一封信，脸上带着像中了彩票似的笑说道：“我将要回家乡了。”我还没开口，他已经掏出圆珠笔，在信封上郑重写下五个端正漂亮的汉字——入学通知书。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在寻找打开那扇窗的方法——只是外人无法理解而已。

我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离开这家公司。我想起村上春树，他就过着近乎“窗侧族”的生活。他不喜欢正轨的公司生活，没有走典型日本人设定的人生道路。年轻时搞过小酒吧，后来写作成名，周游各国，不争抢、不融入，也不绝望，活出自己。

几个月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六下午，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是一张夜景照片，拍的是札幌站前的街道，积雪未融，路灯暖黄，车辆稀少。背面写了几行字：“这城市还是风雪交加，冬寒彻骨，但我终于把脚印留在雪泥上了。”

照片边上，还有一行小字：“窗不是用来望外的，是用来决定自己要不要走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