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一，新传媒宣布，由于媒体环境迅速变化，加上经济不明朗，公司裁员93人。对于一个老媒体人来说，这真是一则新闻。

现在的新传媒，一个甲子以来曾经更换名称多次。1960年代叫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1980年代叫新加坡广播局（SBC），后来又叫新加坡电视机构（TCS），现在是新传媒（MediaCorp）。

我最初认识的RTS，在汤申路的加利谷山上，是一栋红砖两层楼房。记得苏老师带我去录《乘着歌声的翅膀》时，有时伴奏是黄国照老师，有时是一支RTS小乐队。录制一个15分钟的艺术歌曲节目有一百多元的酬劳，在那个年代是笔不小的数目。苏老师总是热心助人，至今依然。

后来我当上兼职广播员，在电台身历声频道，或第三广播网，或电视台的直播间值班，每班六小时。最大的收获是在身历声频道跟英语广播员相处六小时，学习英语对话。最大的压力是常常做噩梦，梦见直播间的时钟已经指着清晨6点，但开麦竟然没有声音。

1980年，RTS改名SBC，新上任的领导郑东发先生带来了一股新气象，一大批香港电视人被招揽到新加坡，从《实里达大劫案》到《雾锁南洋》，新加坡电视剧一路挺进，打入国际市场。许多中国朋友告诉我，她们还记得那时期的《调色板》。这段时期，我两度被借调到戏剧组，协助香港同仁搞剧本，参与了好几部戏的创作，包括以新加坡电脑奇才沈望傅为参考的《雨过天晴》和黄文永主演的《亚答仔》。1987年任务完成，我回返时事组。

1997年我被派驻北京，办公室墙上大大的标志是TCS。不久总部换名叫MediaCorp, 驻京办公室也要跟着换。我跑了好几个部门，人家说，换旗号？没那么容易。1999年，新传媒的区域英语频道CNA启播，我在长安俱乐部搞了个盛大的推介会，希望中国各大城市的大酒店都能把CNA纳入他们的频道名单。

2000年，新传媒经历了一场大地震。由于第二家电视台出现了，高层人员分裂，波及下层员工，有人无端端被“握金手”，但那时候没听说有任何人被裁退。同一个时候，我外派期满回返加利谷山，因为不满意新的工作安排而递上辞呈。

科技的进步挡也挡不住，现在一台手机可以有无穷的用途：通讯，照相，照明，定位，翻译，播放平台……于是，电影院关门，电视台裁员。都是手机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