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公司的投资组合里，有一家在美国加州经营钢缆的公司。公司的规模不大，年销售额不到两千万美元，但人少事也少，每一年都有利润，是闷声发财的那种企业。公司属于贸易商，主要赚的是大量买，小量卖，数量上差别的毛利，其他的利润来自服务，例如切割和运输。

采购的钢材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一般风平浪静，但凡有反倾销投诉，美国政府会突然将某些产品的进口惩罚性关税率提高。为此，只要资金足够，公司会提早采购大量的库存，除了在量上有价格优势，在关税提高的时候还能向消费者酌量调高价格，无端变成额外的净利润。通常过了几年，调查并无倾销此事，进口关税率就会调低。有趣的是，海关会把当时多征收的关税连本带利返还，这部分的利益公司不会和消费者分享，直接存入股东口袋。

高中读经济学的时候，了解到新加坡除了社会和环境的需要有特定的进口消费税之外，并无其他关税。一个国家征收关税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弱小企业，或者阻止大量进口货物以低于正常成本价涌入扰乱内部市场。服兵役的那段日子，为了装备自己未来的技能，工余时上了国际贸易课程，才知道每个地区的海关有一套产品种类编号“正常”价格的资料库，用来对付报备不合理低的进口价，是道和魔的对弈。

毕业后在两家不同制衣厂的工作，当时美国为每个地区制定了进口服装数量配额制度，超过配额就需要缴付高额进口关税。第一家制衣厂专为高端名牌客户制造风褛和皮夹克，每件出厂价动辄一百美元，零售价则近千元。客户对于原料的来源、尺寸和针数有严格要求，在美国的每家分店只供应数件。这家制衣厂很小，只有百来个熟练技工，出口美国的产品从不愁配额。

另一家制衣厂主要生产T恤和外套，每一件出厂价数美元，一年要生产两千万件衣服。为了获得不同地方足够的配额，又要符合原产地的标签要求，要严格地在全球布局。布料进口之后，切割和缝纫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厂房进行，剩下的工作要运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或最远的斐济工厂完成出口，情况紧急时，还得通过中介购买一些配额才能完事。

哈拉瑞（Harari）在《人类大历史：从野兽到扮演上帝》里写到，人类从没有到有，进入了购物欲望“瞎拼”的时代，有了需求，就会有供应。当工业生产知识不再是秘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互相交织，据说可以利用哲学的分析、批判和逻辑性来解决国际事务的纠纷。这些问题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是“快刀斩乱麻”，说不定解决的方法也藏在文学里。

（传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