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里，“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郁达夫故里杭州举行，各地近两百位学者聚集一堂，展现了各自在抗战文学与郁达夫研究的成果。
郁达夫殉难于南洋。他于1945年8月在印尼苏门答腊遇害之前，在新加坡生活了三年多，不但在《星洲日报》主编《晨星》文艺副刊，同时也担任晚报副刊《繁星》编务，还兼任《星洲日报》画册《星光画报》文艺版主编，与新马报界、文化界的关系千丝万缕，留下的历史行迹至今仍叫人探寻。
先驱作家苗秀（1920年-1980年）曾经追忆，他不止一次到中峇鲁拜访郁达夫，深感郁达夫“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又说，郁达夫“对于年轻的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
一般人以为，郁达夫当年在星洲的日子，必定享尽礼遇，生活里尽是诗酒唱酬，其实并不尽然。苗秀就特别记下，郁达夫在接编《晨星》不久，便“触了霉头”。
苗秀不但以小说享有盛名，且是个记事条理分明的文学史家。他在著述 《马华文学史话》之《郁达夫的悲剧》，记下了郁达夫初抵星洲时，一场在《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爆发的大型论战。
导火线是郁达夫发表于《晨星》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还是郁达夫北上槟城时，当地文艺青年向他提出的，结果却引起《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狮声》一批青年作者的攻击。
郁达夫所提“几个问题”，包括其一：南洋文艺界，当提出问题时，大抵都是把国内的问题全盘搬过来，这现象不知如何？其二：南洋文艺，应该是南洋文艺，不应该是上海或香港文艺。南洋这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应该怎样使它发扬光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其三及四，分别为：在南洋做启蒙运动的问题；以及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及利用旧形式的问题。
延伸阅读
郁达夫的文章发表后，耶鲁首先发难，以《读了郁达夫先生的<几个问题>以后》对郁达夫的文章“全面攻击”。除耶鲁之外，《南洋商报·狮声》跟《南洋周刊》又刊登多篇文章，都是对郁达夫“作敌意的攻击的”。
郁达夫后来又发表了《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及《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为自己辩白。苗秀在“史话”中引述了郁达夫对这四个问题的答复，其中有关以南洋地方性为写作核心这一问题上，郁达夫是加以肯定的，但他也指出，若只一味强调地方色彩，无视于作品主题，那也“不是上乘的作风”。
在苗秀看来，郁达夫以一个初抵南洋的新客，他对“几个问题”的解答和分析“还算相当中肯”。而与郁达夫打笔墨官司的一群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肆意攻击郁达夫，显然对他很有成见，例如报社因郁达夫为名作家，而礼聘他来新加坡，叫一些“不惯于偶像崇拜的青年看不顺眼”，又因为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常在一班“旧文化人”簇拥下饮酒作乐，令一些“年轻人对他失望”。另外如他一路来有“颓废文人”之称，在新加坡期间，又跟王映霞闹婚变，使得不少人对他“生了反感”。
苗秀认为，一些人认为郁达夫“对马华文学运动不曾有过多大贡献”，甚至认为他主编的《晨星》，成绩还不如前任编者，诸如此类的评价，“对郁达夫都是有欠公平的”。
苗秀的看法是，郁达夫对《晨星》可说“尽了最大努力”，他既提拔了文坛新人如子午、大白、蓝孔影等人，也不时发表一些中国名家如茅盾、萧红、老舍等人的作品，他本人南来后仍勤于写作，“对抗战建国，他的态度是很积极的。”
时代如风吹过，多少事亦随风飘散。苗秀的文学史话不仅记下了80年前，那场郁达夫与本地年轻作家之间的激烈笔战，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新马华文文坛的面貌，例如苗秀提到了，郁达夫主编《晨星》不久，“由于当地政治气压发生变化”，低气压也跟着笼罩着马华文艺界。
又如郁达夫主编《晨星》之后，虽然吸引了“一大批新人投入”，但也有几个作者如耶鲁、金枝芒、陈如旧不再为《星洲日报·晨星》写稿，而有些原本投稿给《南洋商报·狮声》等其他副刊的作者如刘思、李冰人等人则转投《晨星》。这些史料在新华文学史上既是侧记，也具参考价值，其中一些讯息或可供专家学者进一步挖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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