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孩》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礼结束后，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起身鼓掌，掌声久久不息。当镜头聚焦于舒淇时，只见她极力克制住激动的情绪，但转瞬间就涕泪俱下，满脸通红，脸部的肌肉也随之抽搐起来。我隔着屏幕做吃瓜群众，目睹此情此景竟被莫名地触动了 。

我从未看过舒淇演出的影片，但她第一次跨界自编自导的电影《女孩》却马上引起我的关注。由于这部电影触碰了心理学中常提到的课题：童年创伤的代际传递和自我疗愈，而我又是学习心理辅导学的菜鸟，对探讨《女孩》有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是，我开始搜索关于《女孩》和舒淇的花絮报道。

舒淇当导演的念头起源于2011年她与侯孝贤之间的闲聊。侯导演当年的鼓励让她萌生当导演的梦想，但她并没有马上行动。直到2014年被侯导演再次提点后，她才开始了既漫长又煎熬的创作过程。这期间，她断断续续地创作，但始终无法定稿。直到2023年，她到威尼斯电影节担任评审之后，入住旅馆两周，闭门创作，磨蹭了十年剧本才大功告成，后续的影片制作也因此得以开展。

在《女孩》这部电影中，舒淇以80年代的台湾基隆为背景，讲述了女孩林小丽在家庭暴力与压抑环境中挣扎成长的故事。小丽有一个酗酒成性，经常虐打她的父亲，还有一个性情粗暴，经常对她恶言相向的母亲。这种双重暴力、贫穷困顿的家庭环境正是舒淇童年经历的再现。她在接受访问时坦言道：创作《女孩》的过程，就像在和自己对话。那些伤口在愈合，但回顾时会隐隐作痛。但这次，我选择不再逃避。”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舒淇不自觉地运用了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来进行自我疗愈。她先借助文字开始了疗愈之旅。接着，她通过镜头影像将自己的创伤具象化，从而进一步实现自我疗愈的力度。她坦言在拍摄过程中，曾多次躲在摄像机后落泪；也因为站在导演这个抽离的视角去检视关于母亲日常生活作息的镜头时，她才开始理解到母亲持家的不易，也因此可以体谅她当年的行为，并与她和解。由此可见，她的导演之路其实就是一场自我疗愈、自我和解的过程。

长达十年的创作逼使舒淇一再地凝视自己的童年创伤，而凝视就是痊愈的开始。每一次的回顾都是她重新梳理和诠释创伤的过程，而她也从中得到了释放。随着《女孩》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之后，那些曾经操控舒淇人生的童年伤口已经蜕变成了勋章。这样美好的结局告诉我们：当你勇于凝视创伤，它便失去了操控你的力量——这里的“凝视”不是指强迫自己直面血腥的伤口，而是通过叙事疗法（注：最好是在心理咨询师的指引下进行口述、写作、作画或其他艺术创作）回顾并重新诠释创伤，以达到与自已、与他人和解的目的。疗愈童年创伤的秘诀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