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二年级语文课本《摇摇摇》一文，把“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句子里的“外婆”改为“姥姥”，引发读者热议。出版社事后澄清，之所以把“外婆”改为“姥姥”，是字表的关系。由于这之前的课文已经学过“外”字和“婆”字，“姥”字未学，才把这篇课文里的“外婆”改成“姥姥”。出版社在针对“外婆”改为“姥姥”的公开答复中表示，这种安排“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因为这“是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明白了，这是课本编写者面对编写要求而尝试达标的变通手段。千山万水走过来，这感觉何其熟悉，四十余年前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挑战。编写教科书是苦差还是乐活？各人感受不同。使用字表，若严格根据年级细分，编写教材时便得有灵活的调度空间，方能缓解约束。

倘若课本的用字缺乏依据，一些常用字可能成沧海遗珠。要是放任使用，或落得各年级教材语文水平忽起忽落、难易信度不易确立的局面。这等编写难题，后来有了解方——字表的概念浮现了——通过大范围的语料分析，总结出3000常用汉字，制成字表，再分布到不同年级学习。字表成了科学、实用的编写依据，更能顾及学习者的年龄心理，对华文学习有大助益。

字表，不是花瓶。为了确保课本覆盖字表所规定的汉字，编写者想在“用字受限”的情况下奉上一篇篇内容扎实又文采斐然的课文，得浑身解数，方能在有限的篇幅中纳入指定的生字。于是不知不觉间，字表让编写者绞尽脑汁——要为字表里的单字逐一安家落户，或得绕道改词，稍一不慎，便落入有悖规范的骂名。在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前线，字表考验着衮衮诸公的语文功力。

教科书不是语文圣经。语言的学习不能单靠课本，只因它所提供的词语，不过是词汇天地里的九牛一毛。课本只是一棵树，不是一片郁郁苍苍的语文树林，学习者唯有通过足够的阅读，方能强化自己的语文肌肉。学了3000常用汉字，别忘了还得理解由它构成的万千词条，才能消化小老百姓黄昏时习惯插在后裤兜里的草根报纸。

本地的华文学习环境，有点像日短夜长的冬天，阳光不够充足，光线覆盖面窄，识得字表里的汉字，若不能在这基础上掌握变化无穷的词语，便无法如鱼得水，自在地表情达意。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于是有人说，掌握了汉字3000，读报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字是字，词是词，不可等同，3000汉字可构成数以万计词语，学子们都尽收兜里了吗？一如学习英文，学了ABC 26字母，却掌握不到由这些字母组成的盈千累万词语，英文水平也难以提升。中文也是，吞食了字表里的字，却无法收割这些单字交叉构成多如牛毛的词语，也是徒然。

30年前，我家某人义务辅导邻家7岁男孩，课文里出现词条“一下子”，三个单字他都学过，但凑在一块，他懵了。学过“色”，也学过“物”，由此二字组成“物色”一词，学子们但觉满天神佛。这是当下语文教学的残酷现实。学习英文，学校课程里有大量科目支援学生丰富词汇量，来到单科华文学习，要掌握更多语汇，选择只有一个：课本之外，自强学习，主动多看多读。对多数学生而言，足够的阅读量远比掌握修辞知识或语言微技更为迫切。

在“学习准确用词”与“免去压力”之间，当前的主流倾向后者，于是华文的教与学陷入了恶性循环状态。人们感觉本地华语用词“太烂”，原因之一是我们觉得标准词对学生“太难”，于是退而求其次。我们觉得“卖票的人”容易，“售票员”很难。

这些年我偶尔在老课本里寻幽探秘，原来1953年本土自编的语文教科书已有根据字表编写的做法。由世界、中华、商务、上海四家书店联手组成的“联营出版社”推出的华文课本，在“编辑要旨”中注明它乃根据《中国教育部小学初级分级暂用字汇》以及若干马来亚习用字编写成。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一州期间，本地五邦出版社的英校小学《华语》课本也透露，它根据“2068个最常用之汉字”编写。可惜，我至今仍未能一睹它们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