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姐姐的男人比较好。”她赞叹着部门里的新进男性同事：“因为在成长过程之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与女性相处——而且还是年龄、经验、阅历较为成熟的女性。日后‘弟弟们’也比较能跟女性同僚及上司投契，工作上也比较容易有成就。”

他心里却感觉有点苦涩：这些随身带着“姐药”的男人，从小被管到大；他们是以小时候的“不自由”为代价，换得了职涯上的成功的吧。

姜建强的《汉字力》里有个有趣的观察。书里说：日语的汉字常常比华语里的汉字，多了一点优雅及修养。比如说：

日语汉字里的“哑”字，平时日本人用“口の不自由な人”代替；“盲”，是“目の不自由な人”；而同理，“聋”这个字，则是“耳の不自由な人”。作者说：用“口不自由／目不自由／耳不自由”替代“哑／盲／聋”，给了残障者以最大的尊重。

“如果进一步精炼倒装上面这段话，不就是‘不自由的人又哑又盲又聋’了吗？”她有点促狭地说：“不知道‘心不自由’或‘脑不自由’，该用什么字来表达？”

这二种不自由，华语的汉字胜出。他自豪地想：脑不自由，就是“愚”；心不自由，就是“痴”——知上有病，就是一种知觉、认识、想法，都拘泥固着在自我的成见上，无法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的病。

而感情上最常“发痴”的场合，便是那种“明知不可能却仍然痴念妄想”的情债或孽缘。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便对“与已婚初恋情人重逢”的场景，写有以下的经典段落：

（她在旅馆的阳台上等他）他们坐得远远的，周围除了两三个老人而外没有其他人。克利斯朵夫看见旁边有外人，有些恼火。格拉齐阿看着他；他也看着格拉齐阿，轻轻念着她的名字。

“我变了很多，是吗?”她问道。

他的心激动不已：“您受苦了！”他说。

“您也是。”她凝视着他那张饱经忧患和受感情折磨的脸，怜惜地说。

他们再找不出话说了。

“求求您，”过了一会儿，他说：“到别处去吧！难道我们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吗？”

“不，朋友，待在这儿吧！这儿挺好。谁注意我们啦？”

“我觉得这里讲话不自由。”

“这样更好。”(引文终)

她对这对压抑的恋人深表同情：“为什么‘有点不自由’反而更好，其实是格拉齐阿本能上害怕感情流露，故意找一个安全之地避免冲动，因此宁愿在旅馆的大厅里受点拘束，与男主角保持距离以免暴露自己内心的慌乱。”

“其实人心，是很微妙的哩。我们一天到晚厌恶诅咒让我们不自由的事物——家庭孩子社畜公民等等所谓‘义务与责任’；但或许，人，正是需要些束缚约制，才能体验享受不完美的完美，不自由中的自由。我们太常讴歌星垂平野阔的壮美，而忽略了以管窥天时，才能看到的万千闪烁中，唯一那一颗能与你相应相通的，‘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的慧黠星光。”

“这门‘不自由’的学问，我们也可以从大经济学家凯恩斯身上学得一二。”

这位在20世纪初，彻底颠覆了古典经济学派“自由经济”学说的大师，却在1923年陷入了一场让他不自由的热恋。

那年他38岁，已是欧洲卓有声誉的学者与官员。他的朋友一直以为他爱的是男人，完全没想到他会迷上一个年纪小他快一轮的俄罗斯芭蕾舞伶——莉迪亚。凯恩斯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坦承：“我整个陷进去了，好可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莉迪亚真的让凯恩斯神魂颠倒。他每晚都去欣赏她演出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 看她饰演紫丁香仙子。然后他会到后台找她，共进餐点，整夜说笑直到凌晨。他还在他住处的广场边替她租了间公寓，甚至还因为舍不得分离，取消陪同某位内阁大臣造访印度的行程。“这下严重了，”他老实承认：“她在我眼中样样完美。”

旁人的评论比较中肯：完美，但天差地远。莉迪亚从小和兄弟姐妹们挤在圣彼得堡一间小公寓里，直到参加皇家舞蹈学校甄选才摆脱了贫穷；凯恩斯则出身剑桥的学者精英家庭。“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莉迪亚曾经问道：“完全没有！正是因为太不同了，所以互相吸引。”

对那群凯恩斯的密友来说，这事简直不可理喻，尤其当这男人自承已“任人摆布”后，其中一个朋友甚至有点义愤填膺：“我们还能怎么办？祷告吗？……感觉天都要塌了！”像凯恩斯这样成熟理性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意乱情迷，不就早该是过去式了？尤其这家伙两年前才信誓旦旦告诉他们：他到了这把年纪，不会再“陷太深……顶多到腰部，不会整个人陷进去……”（以上凯恩斯有关史实，引自查克里·卡特《和平的代价——货币、民主与凯恩斯的一生》)

“哈，没错！”听到这里，她像是柯南白罗陈查理福尔摩斯，一下找到密室悬案的真相般兴奋：

“你看，连聪敏睿智如凯大师的男人，都逃不过‘腰部以下不自由’的魔咒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