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资料的时候，偶尔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时只想找个“点”，不经意间，由“点”找成“线”，甚至形成“面”，那真是开心的一件事，好像无意间发现新大陆。

这两天因事找资料，从点点线线中发现，早在1930年代星洲即有文人办杂志的传统，且这个传统从没间断，从战前到战后，从殖民地到国家独立，从华校鼎盛到华校唱起挽歌，不论阴晴，文人继续办杂志，文风持续吹。

二战前的标志性纯文学刊物《文艺长城》创刊于1939年，是一本“由南洋华侨爱好文艺的青年所办的刊物”，以“推动华侨文艺运动”，“提高华侨文化水准”为目的。《文艺长城》由南来作家铁抗、吴天、王君实负责，致力于探讨南洋文艺的发展动向，推出过“南洋文艺理论”等特辑，出版后引起沪港各地文艺界关注，虽然出版至1940年3月第8期就告终，但历来学者公认，《文艺长城》在1930年代的新马文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诗人刘思为二战时期重要诗歌团体“吼社”核心人物，刘思另有笔名高云，他本身写诗，也于1939年负责编辑吼社专刊《诗歌专叶》。二战后，刘思主编1946年2月首刊的《赤道文阵》，他的代表作《正义的表现》也在《赤道文阵》发表。

以小说《秀子姑娘》《窝浪拉里》闻名的姚紫，除创作之外，也热衷于办杂志，且所办杂志虽一再被殖民地政府吊销出版执照，他却锲而不舍，屡败屡战，先后创办了几份文学期刊。

姚紫在《南洋商报》除负责文艺副刊《世纪路》，也主编过《文艺行列》月刊。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前总主笔张景云曾说，“早期的文学编辑当中，姚紫是最会编文艺版以及文艺刊物的人物。”1954年1月姚紫离开《南洋商报》，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由于刊物被认为具反殖民色彩，姚紫于1954年9月被殖民政府拘捕，9月5日及8日，《星洲日报》前后有两则关于姚紫的新闻，5日的标题为“姚紫被捕　仍扣留中”；8日则是“文艺报主编　姚紫已获释”。

姚紫虽重获自由，但《文艺报》却于1955年被吊销出版执照。姚紫随即转移阵地，到柔佛宽柔中学执教，与此同时出版另一份周刊《社会新闻》，但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1956年，姚紫再接再厉创办《大地》十日刊，但也只出版三期又被查封。

同样以小说蜚声文坛的苗秀，一生除辛勤笔耕之外，也倾心于办刊物，早在1945年12月，二战结束后，苗秀就与赵戎、夏怀霜等人合编文艺杂志《南方文艺》。1967年2月，苗秀主编的《新野 》创刊号问世，出版人为《悲其遇》作者张金燕，编委都是当年活跃一时的作家，包括李延辉（李汝琳）、柳北岸、赵戎、韦晕、于沫我、陈哲力等人，可说是一份由文人齐心协力创办的文艺刊物。

《新野 》共出版五期。苗秀除主持编务，也是《新野》主要撰稿人。至于为何办杂志，苗秀在其执笔的“发刊私语”说：“……是这么一小群不甘寂寞而又不肯阿谀的人，我们期望能突破迷雾的一隅，通过罅隙中，替苦难的人们透出一些心声……”

1960年代的本地文学期刊同样充满文人色彩，1966年，李庭辉与魏维贤等人成立了文学与学术团体“新社”，1967年3月，《新社文艺》季刊创刊，由谢克、周粲、锺祺担任主编，内容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翻译文学、戏剧等，共出24期，于1972年停刊。在这之前，周粲和锺祺也曾在1966年创办诗歌月刊《新诗月报》，内容主要包括诗歌理论、评介、创作或译作等，由周粲、杜红、锺祺轮流担任主编，共出版10期。

1969年，22岁的英培安创办了文学杂志《茶座》，特点是作品文体多样化，除文学创作如小说、诗歌、散文之外，还有论述、翻译、作品评介等，这也是英培安创办的首份文学期刊。《茶座》初创刊时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再后则不定期出版，自1969至1972年出版了15期。

从1930年代至1970年代，这些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作家创办的文学杂志，大多寿命不长，少则两三期，多则二十来期，最终或因出版经费不足，或因被当权者盯上而终刊，虽是昙花一现，却也曾花开灿烂，绽放成新华文学史的点点繁花。回头望去，它们的出现，丰富了新华文学的色彩，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