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这几句诗，仿佛是为长篇散文《林门郑氏》作者林雪虹而写：

“伤口释出自己的光 ／ 外科医生说。 ／ 如果屋里的灯全部熄灭， ／ 你能用伤口放出的光 ／ 把它穿戴起来。”（黄茜译）

看林雪虹发在微信公号上的日记，10月到12月她继续在中国各地书店“打书”，其中一次主题是“出走的决心，写作的决心”。

出走，是文学的母题之一。当代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女性“出走”，应属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出走》（也译《逃离》）。林雪虹的《林门郑氏》里，亦有好几处写到母亲的出走，像音乐中的“回旋”一样反复出现，几乎贯穿一生。

“她最勇敢的一次大概是在二十年前那个阴郁的午后。她把我们四个孩子叫到身边。大姐不在家，当时她在台湾上大学。我们围在弟弟的床边，商量带什么东西，还有什么时候下楼坐公交车离开。”

“‘我受不了了，我要带孩子回娘家。’母亲说。我们以对峙同时也是惶恐的姿态面对站在房门口的父亲。”

后来的画面已在她记忆里残破，只留下母亲说的最后一句：“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我早离婚了。”

患癌后瘦得皮包骨的母亲告诉林雪虹，她曾有一次“想走”，下楼后躲在照相馆附近，不知能去哪里，就回家了。在医院，母亲再次向女儿们诉说的不知有否重叠：林雪虹妹妹（家中最小的孩子）去台湾念书后，她曾离家出走两次。“她说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巴士站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所以只好回了。”

林雪虹的母亲郑锦，少女时勇敢离家，到马六甲学理发，到新加坡学裁缝，成功逃离了贫苦菜农生活。后来她靠手艺撑起一家人的生计，儿女的学业，却至死没能逃脱笼罩暴力阴影的婚姻，性情暴躁又冷漠自私的丈夫。

那个“巴士站”，应该就是书里提过乌拉港附近的破败公交车站。婚后几次起意或实施了的“逃家”都半途夭折，最远“出走”到巴士站的郑锦，不能不让人想到门罗小说里那个年轻妻子卡拉。

卡拉18岁从父母家逃离，与克拉克私奔，在暴虐混蛋、精神控制她的后者要利用她敲诈邻居之际决意出走。卡拉逃得比郑锦远一些，她坐上了去多伦多的长途巴士，在第三站下车，打电话给丈夫：“来接我一下吧，求你，来接接我吧。”

卡拉为何半途反悔？人物关系和内心世界的幽秘复杂，正是门罗小说高超之处。这里无法赘述。

林雪虹也曾激烈地问母亲：你又不需要依靠他，为什么不能离开？“到底生活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当然是面子重要嘛！”母亲回答。

面子在小镇上很重要，更恐惧的其实是没有他的生活。“我还是爱爸爸的”，反复说早想离家的母亲又表示不会像某亲戚一样离婚，也恐惧死后无法与丈夫合葬。

“她依赖他，不是经济上，而是精神上的。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很荒诞的。她不会开车，所以得依靠他开车载她出门。碰到他情绪不好时，她就甭想出门，不然就得屏住呼吸，忍受他一路上的咒骂和超速驾驶。”

天哪，“不会开车”，不也是门罗在得知身为继父的第二任丈夫性侵她小女儿斯金纳后，不愿／无法离开他的“理由”？

人们只知道，书写了女性各种“出走”的门罗自己也有两次出走：第一次，逃离保守的安大略西南小镇，20岁就嫁给同窗吉姆•门罗去了西部。第二次，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生活20多年后，再次“逃离”出了问题的婚姻，回到母校西安大略大学任驻校作家，与重逢的学长杰拉德•弗雷姆林共同生活。

直到长久掩藏的丑闻在门罗去世后公开，人们才发现这位诺奖得主有过第三次出走：她短暂离开弗雷姆林，却在后者的辩解、劝说下回到他身边，甚至在他被法庭定罪后依然沉默。其原因除了“不会开车”须仰赖他出行，还有“我太迟被告知此事”“我太爱他了。”

一个是南洋小镇裁缝，平凡劳动者，一个是“加拿大契诃夫”“我们这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拜厄特语），回应自身困厄的话语如此惊人地相似，卑微和懦弱竟也同辙：在逃离和无处可逃、出走与归家的深渊挣扎，互相映射。

林雪虹和母亲的人生轨迹也互相映射。她像母亲从乡村出走一样逃离“日日夜夜都想着要离开”的乌拉港去了远方，但她没有重蹈母亲的绝望自欺。琼•狄迪恩说，叙述哀伤不是消解痛苦，而是赋予混沌以形式。“就是要打破家丑不可外扬”的林雪虹，以真诚和令人生畏的勇气写下一切，炼出“伤口之光”。

“你是她的女儿，你看你多像她”。

你看你不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