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是个病秧子，很少旅行，但威尼斯一直是他想去的城市，他一年一年期盼着却没有启程，这种“推迟的乐趣”，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普鲁斯特对威尼斯的钟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1819-1900）的著作。普鲁斯特非常崇拜约翰·拉斯金，花了大量时间研读他的作品，特别是《威尼斯之石》。普鲁斯特的英文不是很好，在母亲和友人的帮助下，他还翻译了拉斯金的两本书《亚眠的圣经》和《芝麻与百合》。

直到1900年，29岁的普鲁斯特终于初游威尼斯。普鲁斯特此行是他对约翰·拉斯金的致敬之旅。他行囊里装着的书就是拉斯金的《威尼斯之石》，拉斯金是他精神意义上的威尼斯“向导”。迄今为止，写威尼斯建筑的书，还没有超越《威尼斯之石》的。

拉斯金1900年1月20日去世，普鲁斯特觉得他所谓“推迟的乐趣”不能再推迟了，这一年的5月他实现了威尼斯之行，当然也有追悼拉斯金的意思。

2016年，我第一次去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被两地的古建所惊艳（是惊艳，不是震撼）。从日本回来，我很快就去了中国西安，对西安的古建有所失望。两年后即2018年，我去了山西几个地方，访了不少古寺古塔，包括佛光寺、南禅寺、善化寺、华严寺、永安寺、崇福寺、应县木塔等，大为震撼！日本古建保存极好，经常修缮，一尘不染，那种“焕然一新”的当代感反而成了它审美意义上的致命伤。和日本的古建相比，山西的古建更加原汁原味，可以感受到岁月的痕迹并激活观者的联想。譬如，1200多年的南禅寺，木柱裸露在外，有的开裂了，无伤大雅，更显古韵。触摸上去，你能听到木头的心跳，也许那是你自己的心跳，那一刻人与建筑是共鸣的，彼此不分的，合二为一的。这种感觉我在参访京都和奈良的古建时从未有过。

最近十年（疫情三年除外），我去过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的不少小城，走访古建和石窟，纯属个人爱好，没有专业或职业上的负担，可以不求甚解，但不乏高昂兴致。记得我在义县万佛堂石窟，看见一尊笑佛，一直念念不忘。这尊笑佛所在的窟就在路边，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个窟除了这尊笑佛，其他造像都不存了，这尊笑佛凭什么存了下来？！虽然孤零零地，但仍然充满希望地笑着。或许就是凭着这个“笑意”存了下来。笑的意念，是很有能量的，能战胜一切包括时间。

实际上，我不断有“推迟的乐趣”，然后再去实现。不久又锁定了新的目标，推迟再实现，如此循环，其乐无穷。

三个半唐构，我访了两个半，还剩一个；八大辽构，去了七个，还留一个。剩下的，留下的，或许就是“推迟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