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各国公布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前称“最佳外语片奖”）的报名影片时，媒体就开始跟踪报道这些影片的“申奥”之路——从上百部影片到初选的15强，再到入围的五强，直至颁奖典礼当天宣布得主。这场跨越数月的申奥之旅，每一次晋级，每一次淘汰，都牵动着许多影迷的心。

笔者借由本文梳理出一个结论：这场申奥之旅可能从来都是话题大于实质——“最佳国际影片”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常说一个好的案例是一个“教科书式”案例，但很少反向思考，“教科书式”案例是否等同于最佳？所谓“教科书式”，可能是框架分明，表意清晰，适用于教学，最佳的含义则无关教学。最好的医院，不一定是最好的实习医院，也不一定依托最好的医学院。

从过去30年的获奖名单可见，虽然近10年有少许“反好莱坞叙事”的影片得奖，但多数得奖作品都是符合好莱坞工业标准的片子。奥斯卡本名为学院奖，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组织颁发，每年由上万名会员投票产生。学院语境里，细节如拍摄两人对谈、轴线位置、人物与轴线的角度，都须符合学院所教授的。大到片子的节奏，八段式起承转合，人均注意力集中时长，小到三分钟出一小梗，五分钟出一大梗的剪辑，都有一套“规定”。

“教科书”作品不等于最佳

杨德昌曾在南加州大学学电影，Paul Thomas Anderson（保罗汤玛斯安德森）曾在纽约大学学电影，两人都因厌恶这套将电影变成“八股文”的方法论而休学。学院的目标不是培养几个电影大师，而是源源不断地培养合格的从业人员。教科书式的文本并不能等于人类文明史上的最佳作品。《红楼梦》毫无疑问是最佳中文书籍，但从没出现在任何通识类教科书里。

杨德昌、侯孝贤、Werner Herzog（赫尔佐格）、李沧东、Francois Ozon（法兰索瓦奥桑）、Lars von Trier（拉斯冯提尔）这些电影巨匠，他们的作品都没有得过最佳国际影片，但不是得过金棕榈奖就是终身成就奖或金狮奖。李安和黑泽明则得过最佳国际影片，他们的作品更符合作为“教科书”影响大部分创作者。所以看待最佳国际影片，应该理性地将其视为缘分“It’s fate”。

教科书也是工具书，目的是要观众看得懂。能作为教科书，反而证明欣赏门槛够低。每个学生都能读懂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吗？未必。就像医学院里最好的老师，一定是最好的医生吗？也未必。

难以兼容不同类型影片

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评选的第二个天然缺陷，在于把各类型影片放在一起比较——根本无从比。你拿什么证明一个好香蕉比好番茄更好？威尼斯影展偏美学，卢卡诺影展偏另类实验，柏林影展偏社会政治，康城影展偏哲学综合……这些影展已经由其背景将不同类型影片聚合，避免了在一百多种水果蔬菜里强行选出最佳的尴尬。

回归本源，艺术与科学的使命一样，不在于多少票房、多少奖项，而在于不断影响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奖项与票房提供立竿见影的正面反馈，但放到更长远的历史当中，影响艺术史，激发后来创作者的作品，才是最具意义的。莫扎特的时代甚至没有“终身成就奖”这个说法，但他让后人看到音乐之美并影响千千万万人走上创作之路，让文明之树更加繁荣。

创作者影响了艺术史，推进了人类文明，进而改变人类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意义远大于奖座。现代人对奖座和票房的执着，多少违背了设立奖项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