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方修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之第十册《出版史料》，对其中一章“新兴文运演进期间的南洋色彩文艺刊物”特别感兴趣，读着这些百年前的原始资料，真有温故知新之感。

文史研究家方修在这一章节编录了1920年代末期，提倡“南洋色彩”的文学刊物之发刊词、编后话、内容检讨等相关文章，其中南来文人、著名报人曾圣提1929年1月11日在《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创刊号发表《〈文艺周刊〉的志愿》，短短三数百字说得立场鲜明，今日读来俨然“南洋文学”宣言：

“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它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同在高椰胶树之下，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

曾圣提1927年二度南来新加坡时，在《南洋商报》负责翻译电讯及编副刊。作为副刊编辑，曾圣提先是编《洪荒》，后又编《文艺周刊》。到新加坡之前，曾圣提曾于1925年远赴印度，负笈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后又成为甘地唯一的华人弟子，写下著名的《在甘地先生左右》。

对马华文学史有所涉猎的人都晓得，曾圣提公认为当时鼓吹新马华文文学必须具“南洋色彩”的重要旗手。但当时深具南洋意识的星洲文人其实不少，和曾圣提殊途同归的如陈炼青、张金燕等人。他们三人各有文艺阵地，分别在《南洋商报》《叻报》及《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遥相呼应，倾力鼓吹南洋文艺风。在他们看来，既然生活在南洋的土地下，就应建立具地方色彩的写作风格，形成南洋文学。

也是南来文人的陈炼青，1929年在《叻报》创办文艺副刊《椰林》，“出版史料”收录了十余篇陈炼青的“《椰林》编后话，从中读到他对南洋文艺的极力宣扬，例如在《编者第二次的献词》中，陈炼青说得明确：“我憧憬于创造一种南洋的文化，所以应该提倡创造南洋的学术和文艺……这个憧憬，任管人们怎样讥我为夸口，怎样骂我为不自量，可是我确有这种野心与奢望……”

陈炼青又进一步说明《椰林》的编辑宗旨：“所登文字，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如有文艺创作，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者为限。”

陈炼青的编后话也透露了，南洋风先驱画家张汝器与“椰林”副刊也有渊源，通过张汝器的画笔，“椰林”有了个切合编辑方针的版头。

《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创刊于1927年，《荒岛》编辑之一的张金燕在该刊创刊时即强调“南洋色彩”，所宣示的“南洋文艺”的立场还早于《文艺周刊》与《椰林》。《出版史料》收录了张金燕的《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文中如此谈及《荒岛》的出版初心：“我们现在打算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界里去……”张金燕也在文章里自我定位道：“我是本地姜，从未受过北风的……”

张金燕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作家，本身也写小说，且一直身体力行，作品极具南洋风情。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形容张金燕是“初期马华文艺界由本地土壤培养起来的少数作家之一”。张金燕著名短篇小说集《悲其遇》就极富南洋色彩，苗秀评价道：“因为是在热带的土地上长大起来，张金燕非常熟识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小说创作洋溢着本地的生活气息。”

回头望去，1920年代的星洲文人，不论是南来作家、报人如曾圣提、陈炼青，又或本土作家如张金燕，他们不论创作或编副刊都立场鲜明，既不愿一味模仿中国新文学，也不想成为中国文学海外版，他们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力求扎根本土，主张本地文学作品应书写“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也因为他们的鼓动，奠下了“南洋文艺”的基础概念。

就1920年代的历史背景而言，曾圣提、陈炼青及张金燕等人作为“南洋文艺”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们当时的文学立场可说十分超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日后新马文学思潮的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1930年代丘士珍（废名）率先提出“马来亚文艺”这个说法，1947年周容（金枝芒）发表的《谈马华文艺》论文，并随之掀起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大规模论战。这，或可理解为1920年代那股南洋文艺风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