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写一篇介绍鼓浪屿的英文文章，问编辑的第一个问题是交稿日期，第二个是字数，答曰：“千字左右。”字数不多，难在精选。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鼓浪屿，这座小岛可书可写的实在太多，查看了一下自己在《联合早报》发表过的鼓浪屿文章，最早是2008年初连载的《鼓浪屿——消逝中的记忆》。恍如隔世，已是18年前的事！当时还是国大亚洲研究院的博士后研究员，专心撰写学术论文，忙着参加国际会议，在《厦门晚报》设有文史专栏。一篇鼓浪屿短文的写作，打开记忆中的某扇闸门……

2001年初抵国大求学，带着建筑师的视角，以保护鼓浪屿历史建筑作为研究课题，导师王才强教授一语点破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迷局，令我重新审视白纸黑字的书写，踏上鼓浪屿历史文化的探索之路。在第一手研究资料匮乏的情况下，留存的历史建筑是难得的物证，早在1990年代中日两国学界便联手展开厦门历史建筑普查，然而，要获得完整的建筑记录并不容易。

很难想象21世纪初年，谷歌地图和GPS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田野调查是拿着A4纸贴拼的地图，用各种颜色的笔标注采集的信息。当时的鼓浪屿虽然房屋残破，有着繁华不再的哀愁，老房子里人员杂处，却还是鼓浪屿人的鼓浪屿，得以访谈多位前辈，体会到意识形态主导下地方史解读的痛点。

随着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的展开，方法论逐渐清晰——地权是发展之本，产权是保护之根，然而，这些都是敏感议题，在当地很难收集到信息，迫使我另辟蹊径，聚焦于外国人在华地权对于鼓浪屿空间演变的影响。2004年第一次前往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体会到真正的文明进步，大批外交档案解密，不仅可以借阅原件，还可以免费拍照，欣喜若狂。也是在逐页阅读档案的过程中，第一次在契约中看到林露（路）的签名，何曾预料日后会展开其家族研究？这份位于鼓浪屿田尾的产业，正是林路十一子林谋盛少年时的居所。

当年借阅古籍出版物不易，国大图书馆设有珍藏书部，须要填写专门的借书单，到指定的房间阅读。为了获取一些史料，专程到世界各大图书馆借阅，仅能复印若干页数，其余则靠抄写。短短20年间，大量古籍出版物得以电子化，上网搜寻即可下载高清晰的电子版，人工智能的运用亦降低阅读手写体的难度。然而，在鱼龙混杂的自媒体时代，漫天飞的网络信息，混杂着断章取义臆想杜撰，加上人工智能貌似科学的总结，满地跑的伪专家，要想潜心研究历史变得更难。

打开电脑里有关厦门鼓浪屿的文件夹，为短文挑选一些插图。25年前数码相机尚未普及，照片的像素低，存储卡容量小且昂贵，拍摄的照片并不多，如今看来都带着无需滤镜的历史感。鼓浪屿研究的另一难点是缺乏历史影像，2017年鼓浪屿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带动了对于在地文化的关注，厦门出现了一些民间收藏家与文史研究者，他们建立历史群组展开讨论分享，其中以紫日收藏的历史照片最为瞩目，为重现与解读厦门鼓浪屿历史景观提供极大助力。

在申遗过程中，鼓浪屿经历大规模的人口变迁与建筑修复，在旅游商业化主导的更新催化下，老房子的价格飙升，华侨产业权力问题浮现，原先沉默的家族后裔出现在公众视野，家族史研究为更多人所关注，而我也从鼓浪屿迈向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是巧合也是必然，所展开的新马福建人家族研究，无论年代与身份，均不约而同溯源至厦门，不少后裔提及与鼓浪屿的渊源。20世纪初，鼓浪屿汇集了从南洋各地返乡的巨贾，亦培养出大批能够走向世界的人材，通过商业、婚姻与教育构建起庞大的社会网络，新加坡曾是这些家族安家立命之地，如今成为解读鼓浪屿历史的关键点。

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结缘鼓浪屿或许是命中注定，能在狮城勾连起南洋与闽南则是三生有幸。清风夜色中走在国大校园，回望来时路，生命如潮水，“致三舅！”，一如20年前博士论文扉页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