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3月22日的《早人物》专栏，刊出对爱之病专科医生苏菲亚·阿奇乐塔（Sophia Archuleta）副教授的专访，我看了非常感动。

苏菲亚同时也是国大医院传染病科高级顾问医生，与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平等机会与职业发展组助理院长。她说，要当一名爱之病的专科医生，“同理心”要非常高——“我们绝对不能露出任何让病患觉得被歧视的蛛丝马迹，看诊时一定要用对待一般人的语气和态度。”

她并感叹，尽管与十年前相比，人们比较能以平常心看待这个一度被视为世纪绝症的病，但社会的歧视和成见依然普遍，即使在医疗圈内也不例外。

爱之病，这种由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IV）引起，主要透过不安全性行为及血液传染，导致抵抗力下降，最终引发严重感染的疾病，在许多国家被翻译成“爱滋病”——因为性爱而孳生蔓延、滋长传播的恶疾。

但它已经不再是绝症——透过精确的药物控制，它已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成为人类可以“带病延年”的病。那么，为什么它仍然会触发莫大的歧视和成见，使苏菲亚医生感慨嗟叹呢？

原因在于：它与性行为之间的纠葛。在人类的社会史上，这类的病注定了不仅仅是生理病理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或文化现象。

16世纪开始在欧洲传播作祟的梅毒，颇能用来比附爱之病。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借由海上航行，梅毒螺旋体笑傲环游世界。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有以下精湛的阐释：

梅毒的传染途径有一大特征：当婚姻忠诚度不能在所属社会或群体之内发挥作用时，它便借由性接触广为流布。而帆船时代“海员”这个行业的本质，就是一群“没有女人的男人”，或“曾有许多女人的男人”。因此，借由寂寞与放纵的芳心或借口，梅毒堂而皇之地加入了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生物大迁徙。

而15、16世纪之交动荡的欧洲也成了梅毒大流行的温床。各个城邦、教会、君主与民族国家之间无止境的战争，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女人没有了庇护或食物，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可以出卖；而男人，借由“军队”这个暴力组织占有大部分的财富与食物，惟独没有女人。

就是在这种社会秩序混乱与性道德崩溃的时候，梅毒，才会以瘟疫般的传染速度大肆扩散。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一开始病势凶猛，杀人无数的恶疾，竟在几十年之后，温和稳定了下来。差幸当时欧洲并未像爱之病一般，把梅毒患者加上“性放纵”、“不道德”等帽子，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追踪梅毒变得“友善”的经过：

1494至1526年，这是梅毒最凶狠的时期。病人通常全身长满各式红疹，骨头发炎、骨髓腐坏，口腔、舌头、上下颚、扁桃腺也常被破坏；伴随着各处肌肉神经的剧痛，患者经常很快就死亡。

但1526至1560年，恶性症状已普遍减缓，平均脓疱数减少，但有许多患者出现掉发或掉牙的现象——也可能是导因于治疗用的水银汞中毒。

1560至1610年，梅毒的致命性继续降低，病状已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类似，医生和患者甚至会将梅毒与另一种杀伤力远较轻微的性病——淋病，混为一谈。感染梅毒依旧危险，可是已不具有刚刚开始流行当时，那种猛爆性的、几十小时内就致人于死的致命力了。（引文终）

所以或许不只是科技与药物的功劳，爱之病的病毒本身，也已经依循着生物演化的规律，渐次调整，让感染者的病情愈来愈轻，从而达到了与人类“共生”的境界了么？而爱之病的患者，也终于能走出暗黑之地，重新被所谓“正常的社会”接纳么？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可能轻忽了偏见或歧视的强度。因为，连道貌岸然，就病论病的医生们，也不免对性传染病另眼看待：一项国际性的调查曾将各种疾病的“声望”加以排行，“脑瘤、心脏病、白血病荣登榜首，而侵袭腰部以下的隐疾则全都敬陪末座。”（笔者按：不也有人统计过韩剧最喜欢的死法：一是白血病，二是出车祸？）

而要是回顾一下梅毒这种“不光彩”的病的发展历程，你可能会哑然失笑：

意大利人叫它“法国佬病”；法国人叫它“拿坡里病”（拿坡里是意大利城市）；英国人叫它“西班牙佬病”或“法国佬病”；波兰人叫它“日耳曼病”；俄国人叫它“波兰病”；中东人叫它“欧洲脓疱”；日本人叫它“唐疮”……是中国来的哩！

这不简直就是一部具体而微的歧视偏见志——坏的东西都是别人带来的，好的东西才是我们的固有光荣？

其实，病就是病，不分高低，无有贵贱。拿掉有色的眼镜会更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实质。

真正的爱之病，是我们有时太“爱”以己度人、以己强人、以己凌人这种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