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后小青年问：本土音乐起点在哪？冤家，这问题我糟老头给不了确切答案。我也曾经好奇，尝试追本溯源，却底蕴浅薄兼生性一曝十寒，八年前写了《为时代而歌——独立前的本土歌曲创作》之后，便不再有往前探的心思。

设若人到七八岁才有具体的记忆，于我就是1960年咯。那时我的最高境界也只是五音不全地随着学校老师哼唱几首儿童歌曲，对时下兴什么红火曲目懵然不知，遑论这之前波起云涌岁月里本土的音乐状态了。

因为无知，所以恶补。若干年前，我先在书铺里发现了厚厚一本《南洋之歌》，叹为歌典。歌书由五六十年代本地诗人槐华主编。读后方知，自治邦（1959年）前后十年，本土已有无数歌曲创作，原来杨励创作的《别离歌》，竟是我1963年小学离校所唱的毕业歌：“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别离悲伤，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伟大的责任在身上”。一甲子后，这略带伤感的悠扬旋律，依然盘旋脑海。

是啊，歌曲的创作经常绕不开时代氛围。上世纪30年代本地歌曲创作的状态，确实与混乱时局紧紧相连，中国抗日战争的情绪深深濡染了南洋华社，本地诗人潘受的《卖花词》被武汉合唱团夏之秋团长谱成歌——“买了花呀，救了国家”的诉求，就此在牛车水街巷回响。那十几年光阴，人们为抵抗而写歌，生活日常里，抗日的旋律回荡脑际，《树胶花开》吟唱着这样的心情：“等待奸淫枪杀坐牢房／不如背枪上战场”。

战争结束的那一两年里，胜利高歌的曲调释放了压抑三年八个月的忐忑心情。雨过天青，本地音乐人黄晚成等三人出版《新的歌》，内收20首创作歌曲，从激励抗敌直到欢呼胜利，为时代的情绪做了总结。

战火硝烟散了，反殖浪潮席卷而来。时局太残酷，逼迫人们面对土地认同的抉择。跟着，音乐马来亚化的呼声浮现，马人、莫泽熙、李才茂、黎华等活跃的音乐人创作了一系列歌颂土地、为理想而谱写的战歌。60年代，马人所出版的歌集，收录了38首歌曲创作，内含颇为人知的《胶林我的母亲》和《谁要是悲伤》。50年代反黄运动、筹建南大等等万众瞩目的社会行动，都曾以歌的形式留下了时代印记。

70年代末南大诗社以诗入乐，名为“诗乐”的演唱会让人眼前一亮。若向前追溯，本地音乐人将诗谱曲，丁祝三是前行者。1957年，友联书局出版了丁祝三的《艺术歌曲创作集》，内收九首他根据古诗文谱成的歌，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丁祝三也不忘赋新诗以旋律，比如艾青的《彩色的纸条》、朱自清的《羊群》、朱湘的《摇篮曲》；本地诗人周粲的《小船》、杜红的《歌》、苗芒的《划船》。

60年代，不同合唱团的要角，也没少把本土文人的作品谱写成歌。李煜传创作的《今日我又看见了你》、田鸣恩的《新加坡你多年轻》、苏启祯的《我在船上等候你》是时人较为熟悉的曲目。梁荣平、周淑桂、黄崑源、刻思等前辈，也在他们的时代留下了本土音符。

已故歌者林丽，40年代末从歌台起步，后来也在词曲创作园圃里耕耘。1959年上海书局发行她的创作集《歌十首》，其中由陈龙玉作诗的《光的生命》，曾是60年代国庆盛典的大型合唱曲目。歌者秦淮的《无花的梦乡》《心灵的窗》《你的微笑好比馨风》等诗作，也被林丽谱成了歌。林丽曾与知名本地歌手舒云合唱多首红火的歌，其中的《那是去年又去年》，作词人正是舒云（笔名惊艳）。舒云也为林丽量身定做《提起考试真头痛》，歌名引我好奇，但至今未有耳缘。

活在滑指便知天下事的当下，我们未必能感知七八十年前本土音乐人为时代而作的歌。虽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节奏、品味和诉求，但那些歌都孵化于本土，敲打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它的存在，不容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