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那天，我创立的文图学会在新加坡主办了一场座谈会，题目叫“百年五四新加坡So What”。那个“So What”，说的正是身在南洋的华人长久以来的困惑：发生在遥远北京的那场运动，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

同一天，当时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先生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段话，提到“今天是五四百年纪念日，这天也因星际大战日（Star Wars Day）而闻名。”

如此有趣的并置，被学者罗乐然写进了新著《五四在南洋——新马华人的文化记忆与中华想象》的开篇。我读到这里，忍不住会心一笑：这不正是南洋华人处境的缩影吗？一脚踩在中华文化的百年传统里，另一脚站在全球流行文化的当下。

罗博士这本书，是我近年读到的关于五四运动研究最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之一。它不是传统意义上“五四对南洋的影响与回应”的路数，而是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五四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如何被接收、被改造、被遗忘，又被不断重新发明？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思考过。2019年，我写了《百年五四.南洋余波》，后来收录在拙著《星洲创意：文本·传媒·图像新加坡》中，试图梳理这段脉络。但罗博士的研究更为全面，视野也更为开阔。他引入“新南洋研究”的视角，主张摆脱传统的“中国中心论”，认为南洋华人不只是中国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自己的主体性，有自己在地的选择与创造。

学术方法上，罗博士借鉴了傅柯“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概念，让研究从精英叙事走向日常生活：不只看学者、知识分子如何讨论五四，还要看报纸副刊、学校课堂、街头漫画里藏着什么。这种“社会史化”的转向，使读者得以看见五四在新马展现出的多样性与矛盾性，五四运动从来不是整齐单一的”影响”，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悄悄渗透、悄悄变形。

书中最打动我的，是关于语言的章节。五四白话文运动如何在新马推展，从方言私塾转向国语学校，这不只是教育工具的更替，更是对整整几代人“’舌头”与”脑袋”的重塑。这种语言的统一，为后来新马华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关于高等教育的章节同样精彩。南洋大学的创立，带着浓烈的民间热情与民国学术气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则在殖民政府的框架下，在”汉学传统”与”在地需求”之间艰难平衡。两所大学对五四精神的继承方式各异，却都以不同方式成为五四记忆的载体。这种分析将教育史、政治史与思想史编织在一起，令人信服。

还有一章让我格外欣慰，就是漫画与绘本中的历史记忆。这也是我与罗博士长期共同关注的领域，我们曾经合作编写《四方云集：台·港·中·新的绘本漫画文图学》。透过刘敬贤《陈福财的艺术》等作品，可以看到历史记忆如何在大众文化中被“玩味”与重新诠释。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新加坡官方将五四与文化传承、建国史相挂钩；马来西亚华社则更多将其与华文教育的焦虑联系在一起。同一场运动，在不同的土地上长出了不同的面貌。这提醒我们：每一次纪念，都是一次重写；每一次重写，都折射着当下的诠释与期望。

李显龙总理说：“不了解过去历史、起源和文化的人民，就像无根之树。”放在《五四在南洋》的语境里，又多了一层意思：根，不一定只有一条；树，也可以在异乡的土壤里，长出属于自己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