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在书房找书，旧书堆里翻到了过去访问郁飞时留下的剪报。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1992年，郁飞随中国“郁达夫研究学会”及《四海——台港海外华文文学》杂志社访问团到新加坡，并在当年文艺协会会长骆明等人陪同下，特地到仁定巷报业中心访问。

郁飞（1928—2007）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儿子。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邀到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时年10岁的郁飞也随父母亲到新加坡来。

1940年，原本已貌合神离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终究还是覆水难收，于那年5月正式离异。王映霞只身回返中国后，郁飞和父亲郁达夫有过一段在南洋相依为命的日子。

郁飞陪同父亲一直到1941年年底，才因日军逼近，在郁达夫安排下，离开危城星洲回返中国。郁达夫本人则在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两周与一群南来文人乘坐电船，避难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在那次访谈中，郁飞谈及不少郁达夫在星洲的旧事，其中两个重点，一为郁达夫南来期间，为何没能完成林语堂所托付的，将其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翻译为中文版的《瞬息京华》；二为坊间纷扰多年的，郁达夫与李筱英之间一段疑幻疑真的传说。

郁达夫与林语堂虽然在文学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两人私交甚笃。在林语堂心目中，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是翻译其小说的最佳人选。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林语堂还特地从美国预支酬劳给郁达夫。

郁达夫虽然于1939年即应承了林语堂的翻译之邀，但期间延搁许久。为此，郁达夫曾于1940年5月26日在《星洲日报·星期刊》发表《谈翻译及其他》，文中特别提及此事说：“……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

郁达夫答应为林语堂翻译小说，正是他与郁飞旅居新加坡的时侯。也因此郁飞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知之甚详。郁飞说了，郁达夫当年在李筱英的推荐下，也兼任英殖民政府出版的《华侨周报》主编。1941年上半年，郁达夫在《华侨周报》特辟专栏连载《瞬息京华》，且得到当时同住的李筱英的协助，译文为“两人的合作成果”。然而随着战火蔓延，郁达夫在逃亡的日子里，停止了翻译工作。再后来，随着他的去世，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郁飞对此事印象深刻，回返中国后渐渐萌生了替父亲偿还陈年文债的心愿。但因收集资料拖延了时间，迟至1986年才正式动笔，间中又因事搁笔，一直到1990年退休之后才完成《瞬息京华》的翻译工作。

访谈中，郁飞并不讳言郁达夫与李筱英（李晓音）的传闻，并证实郁达夫与李筱英的确曾经过从甚密，且认为他们俩虽然相差近20岁，但彼此都是有才华的人，因惺惺相惜而互生情愫。当时李筱英因为租不到房子住宿，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筱英住。李筱英与郁氏父子就曾在中峇鲁忠坡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李筱英为福建福州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一度前往砂拉越教英文。南来新加坡时，任职于隶属英国宣传部的广播电台，担任华语播音员。日军侵占星洲前，李筱英随英国官方撤往爪哇，战争时转往印度。战后又随英国当局重返新加坡，1949年担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

对于自己与郁达夫这段始于乱世，终于乱世的星洲往事，晚年李筱英已不愿旧事重提。2012年5月25日，《联合早报》刊登了李筱英的儿子张良华托友人凌荣添撰文《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李晓音生平补正》，文中提及，李筱英随英国官方撤退新加坡时，曾要求英军让郁达夫一同前往，但英方并不同意。文章也提及，郁飞曾于1941年阻止郁达夫和李筱英结婚。1970年代，郁飞曾写信给李筱英，想约她见面，但被李筱英拒绝了。李筱英曾告诉郁达夫侄女郁风，“不要再向晚辈们透露她和郁达夫的往事”。

说到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为何没能在一起，郁飞那天在访谈中轻描淡写地说，“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造成”。对于当事人李筱英而言，旧梦不须记。事过境迁 ，她和郁达夫的如烟旧事，终究也只能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