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叫妈妈为“老母”或“阿母”（lau-bù ；a-bù，本地口语发音）。那是乡村里默认的称呼，不需要教，也不需要选择。这个词来自福建方言，贴着生活，也贴着关系。“母”字本身，原就带着哺育的痕迹，像一个人生命最早的依靠，带着原生的气息：母在，人生便有来处。

上小学以后，“阿母”就开始改成“阿妈（a-má，本地口语发音）”。没有人宣布，也没有人解释，只是慢慢地，大家都不说了，感觉是“阿母”已经不再得体。那时，我并不理解这种迟疑，后来才明白这不只是称呼改变的问题，而是一种语言羞耻：当某种表达被贴上“土气”“不体面”的标签，说话者便会主动回避它，即使它原本属于自己最自然的语言系统。那时，正值讲华语运动时代。

后来，我成为母亲。我教孩子以标准华语叫我“妈妈”（mā ma），但他们上了小学以后，却自然而然地喊出 “妈咪” （mǎ mí，本地口语发音）。这一称呼明显带着英语的影子，更轻，也更顺。看似偶然，其实仍在同一条路上：从方言到华语，再到带有全球化色彩的表达：从“阿母”到“阿妈”，再到“妈咪”。

两代之间的改口，不仅是称呼的变化，也是时代在语言中的投影。一个试图摆脱“土气”，一个自然趋向“洋气”。在一套隐形的语言价值排序中，方言被降格，标准语被制度化，带有英语色彩的表达则更容易被接受。语言不再只是沟通工具，而成为一种位置的标记。当一种表达被视为“原始”，另一种被视为“现代” ，语言的时间差便被误读为价值差。语言羞耻也正是在这样的误读中生成：它不只是让人沉默，更让人提前改口：我们不自觉地回避带有地方来处的语言，靠近更具流动性与时代审美的表达。

如果把时间再拉开，我们会看到另一种对照。

从“洗手作羹汤”的厨房烟火，到“慈母手中线”的深夜缝补，再到今天一边上班、一边送孩子上补习班、才艺班的“妈咪”，母爱的表达方式早已改变。过去的爱，常暗藏在缝补、饭菜与沉默的操持里；今天的爱，则更多出现在陪伴、安排与尊重孩子的选择中。一个克制，一个外显。但改变的，是方式；没有改变的，是给予。如果母亲的爱本身没有高低，那么承载这种爱的语言，也本不该被分出体面与否。

说来有趣，不识字的“阿母”可以理直气壮地打电话来问：“这个月的家用怎么还没拿回来？”而等到“妈咪”老去，她反而自己更习惯把生活打理好，从不开口。称呼是更甜了，日子却更讲边界了；不是爱少了，只是责任换了一种形状。

有些词，连同它背后的语言，被放下时，放下的不只是称呼，还有我们对自身来处的承认。母亲节来临之际，愿我们重新学会坦然说出那些带着来处的称呼，也坦然说出自己的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