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垂暮年，我动念兜转台北一周，重游旧地。半世纪以来，我因出差、访友、出席研讨会或寻找精神养料而抵台不下二十次。尤其是居港那两年，得闲就飞台北，不观光，不会友，纯粹放空，多数时候逛书店或泡咖啡馆，读书看人独坐，张望叹茶自得。

我首次踏上台湾土地，是半世纪前被安排前往南台湾接受军训，领略了恒春半岛逆风涉水暴雨行军，还有漫山遍野琼麻扎伤手脚的滋味。完训后得闲观光宝岛一周，阿兵哥除了浸泡在狂喝木瓜牛奶、爆买玛瑙与塑胶布衣柜的消费狂热里，也没忘夜市诱人的跳楼价港台歌曲卡带，还有山寨版附上英文歌词的西洋流行曲黑胶唱片，虽然错拼字不少，还是让人乐得爽歪歪。

1978年岁末，我再访台北，留下两个难忘印象。其一，我赶上了美国与宝岛断交的历史时刻。一觉醒来，美国大使馆排起了申请赴美签证的队伍，人龙延伸至馆外。使馆围墙外的行人道上，满地花生壳，都因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是花生农。外交断线，人心挫败，践踏花生壳成了最直接的情绪宣泄。

其二，我们第一次痛快地漫游重庆南路书街——那时没有金石堂，更没有诚品，重庆南路几步一书肆，兜售着各自的书香字味，流淌着停不住的文化动感。那阵子新加坡的华文已经江河日下，残阳晚照，华文场景呈现了短短数年的回光返照，台湾书店的荣景，成了岛国一票文青的精神补给站。

八十年代初，金石堂以全新经营模式登场亮相，适逢岛国文化氛围转寒，而中国改革开放仍在雏鹰展翅，我赴台觅食的指数跟着骤增了。一趟疗饥行程，带回的不只是多元的纸本书，还包括一路拾得各出版商印制的信息资料，让你咀嚼它富新意的广告词。

那年头的台北，文火旺盛，名家辈出，出版物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对辘辘空肠的南洋文青极其暖胃。那个现代文学与乡土文学并行不悖的台湾，书山文林景色绚丽，黄春明、王文兴、白先勇们的文学青稞红果，俨然是南洋文青鲜嫩的精神粮草。我每一回从台北文化美容归来，行囊里除了书，没别的战利品。

书之外，台北的咖啡馆颇受海外客青睐，因为氛围。那时新加坡具个性又实惠的咖啡馆不多，若我独自赴台，就到武昌街曾经文人汇聚的“明星咖啡馆”喝一杯，倒不是想碰运气遇见某某名家或是在骑楼摆书摊的诗人周梦蝶，只是想沾染一下咖啡馆曾经的人文气息。于今回望，那不过是楞头文青赶时潮的青涩行为。

当年到台北，若联系上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我们多聚于“老树咖啡馆”，落地玻璃长窗外的老街树，遇小雨，聚拢着一种君与都市同在的时代感觉。近年我到台北，仍会找小咖啡馆歇歇脚，享受那份悠然。两周前我兜转台北，走着走着就游进了The Cup Coffee House。店里的陶瓷咖啡杯没杯耳，餐牌就手写于白墙的大板上。我看中不曾品味过的“dirty coffee”，好奇，点了它——“脏脏咖啡”，是把热腾腾的卡布奇诺淋上冷冻的鲜奶，让鲜奶下沉到底，不搅拌，端起无耳杯，大口喝下，其味逐层加深，另一番滋味。

兜转数日，天天与骑楼打交道。过去骑楼杂乱地停满机车，过路不便。而今骑楼上机车近乎绝迹，人行无阻，我没来由勾起郑愁予的诗行：在多骑楼的台北 / 犹须披起鞍一样的上衣 / 我已中年的躯体畏惧早寒。不，这人间四月天，诗人早已披衣云游天际，不再人间雾里说他流浪的往事了。

七十余岁逛台北，我牵着四岁小朋友的手，他天天数着骑楼边上整齐排列的机车，关注各个交通路口的绿人灯时限，是90、80还是50秒。牵着他的小手，街景如走马灯与我的记忆重叠，台北的文学氛已不似从前；在地的友人多已辞世；小吃不比往昔；机车不再骑楼上任性撒野……七日兜转，没找到七八十年代台北的文化感觉。也没事，我们已惯于失落。没了，就想旁的，时间毕竟不吝向前，滚动出新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