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北的鼠患成为新闻焦点。影片在社群上快速传播，街角、市场、捷运站口，老鼠在夜色中穿梭。画面并不新鲜，却足够刺眼。更刺眼的是，它很快从公共卫生问题，转化为政治议题，落在距离台北市长选举仅剩约半年、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身上，被检视、被放大、被命名。台湾网民甚至戏称其为“安鼠之乱”。

一座城市，只要还有缝隙，就会有老鼠。这不是新闻。真正成为新闻的，是人们突然“再次看见”。

这让我想起26年前的一件往事。2000年，我在智威汤逊台北办公室担任执行创意总监。当时，受我一直十分尊敬的孙大伟邀请，参与一组为台北市政府制作的公益广告。那是一项不算复杂、预算也不多，却很少见的合作：六位广告人，各自选择一个城市议题，自主创意和执行，最后完成六支30秒的电视广告。

我选的题目，是捷运站内禁饮禁食。更准确地说，是“人类如何在不自觉中喂养老鼠”。

创意很精简，片名叫《捷运操篇》。镜头对着一个捷运站入口。清晨开始，人群不断涌入，配上军乐，像日常的晨操仪式。没有对白，没有说明。到了夜晚，捷运打烊，人群消失，画面空了几秒。然后，一群猫，从四面八方走出来，像白天的人潮一样，陆续进入同一个入口。

一句强而有力、像军官发号施令般的旁白，连同字幕一起出现：“不要在捷运站养老鼠！”下一幕：“捷运站内禁饮禁食。”没有老鼠，没有血腥，也没有恐吓。只是把一个结果，放在观众面前。

那支片子播出后，没有人会记得导演是谁，也不会有人记得创意总监是谁。公益广告的命运一向如此——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人忘记它，而记住行为本身。

但城市不会因为一支广告而改变。它最多，只是在某一个时刻，让一部分人短暂改变。

26年后，我看到同样的城市，再次因为老鼠被讨论。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广告定义问题，而是问题定义了叙事。

社群影片先行，情绪跟进，标签迅速生成，甚至真假混杂。所谓“鼠患”，在传播路径中被不断放大，逐渐从“有没有变多”，变成“是不是失控”，再变成“是谁的责任”。

当年，我们用30秒，试图让人意识到：你手上的一口食物，可能会变成一只老鼠。今天，人们用许多十来秒的手机录像，已经可以让一座城市看起来像是被老鼠占领。

传播工具变了，问题没有。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反复处理问题”。老鼠不会消失，垃圾不会消失，人的习惯更不会轻易改变。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缓慢、顽固、无法彻底根治的循环。广告的角色，在这样的循环里，其实很有限。

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把一个抽象的问题，变成一个具体的画面；可以把一个被忽略的习惯，变成一个被看见的行为；可以在某一个瞬间，说服你改变。

但它做不到什么？它无法持续监督你的行为；无法替代制度；更无法承担结果。换句话说——广告可以让一座城市“看起来更文明”，但无法保证它真的更文明。

这也是为什么，每隔几年，我们都会“再次发现”老鼠。不是因为它们突然出现，而是因为我们再次忽略了它们。

那一年，公益广告记者发布会，我第一次见到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他在台上逐一为六位创意人颁发纪念证书，握手、致意，过程标准而真诚。那是一种很典型的城市治理场景——问题被整理、被命名、被转化为一个可以公开呈现的行动，然后交由传播去放大。

那一刻，城市显得有序，甚至有点理想化。

今天的城市，不太一样了。问题还没被整理，就已经被看见；还没被命名，就已经被定义；还没被处理，就已经被评判。治理与传播的顺序，被彻底打乱。

但有一件事没有变。无论是2000年，还是2026年；无论是电视广告，还是社群影片，老鼠之所以存在，从来不是因为城市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人类的习惯，总会留下空间。

广告能做的，不过是在这个循环之中，插入一个短暂的提醒。它无法终结问题，只能延缓问题；无法改变所有人，只能影响一部分人。而城市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不会因为一支广告而消失的部分。

城市不会记得广告，但它会记得老鼠。以及，每一次人类以为自己已经解决它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