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小住几天。这天约了好友爱玲同游港岛“中西区文学径”与“南区文学径”的两个新地标。两个文学地标有个共同点，都是纪念与香港渊源颇深的萧红，但纪念的重点并不相同。

午前到了港岛半山区的柏道，先是来到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校门，然后从校门外的斜坡，一路漫步到山坡上的列堤顿道，目标是学校上方的城西公园及公园里的文学径。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告别人间的最后时刻同样令人为之唏嘘。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由重庆飞抵香港。1941年年底，萧红在香港即将沦陷之时因肺病入院，前后搬了多次医院，又动过手术，先是进了养和医院，后转进玛丽医院，再转入法国医院，最后入住当时用作临时救护站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并于校舍内病逝。时年31岁。

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唯恐乱世里墓地难于保存，将其一半骨灰埋在圣士提反女中的一棵凤凰木下，又因萧红爱海，将另一半骨灰埋于浅水湾滨海一带。圣士提反女中的部分校园，后来被香港政府改建为城西公园，2019年，中西区文学径纪念萧红的传意牌也就设立于公园内。

全长约4.5公里的中西区文学径主要纪念蔡元培、鲁迅、胡适、萧红、张爱玲、戴望舒及许地山七位香港文学过客。其中戴望舒主编过《星岛日报》副刊，曾经吸引许多中国作家投稿，香港并一度成为重要文学阵地。鲁迅曾于1927年2月应邀在上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表两场演讲，对当时的香港新青年产生过影响；许地山则曾于1935年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对中文学院有所建树。

那天早上，我们在城西公园的凉亭附近，找到文学径的萧红传意牌，牌上图文并茂，记录了萧红在香港时，曾出席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和在般含道宁养台举办的文艺座谈会，特意为萧红的香港踪迹留下痕迹。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在萧红传意牌流连了一阵，拍了几张照，为这次的萧红地标之旅留下记录。

午后，我们续程去了浅水湾。先在浅水湾公园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小坐，向服务生打听了南区文学径纪念萧红的雕塑“飞鸟三十一”所在地，再沿着小路，踏着梯阶往下到沙滩，果然看到了由数十只飞鸟构成的红白雕塑。欣喜之下，我们数着眼前的红鸟、白鸟：一只、两只、三只……从白鸟数到红鸟，共计31只面向大海的鸟儿展翅欲飞。

“飞鸟三十一”如其名，寓意萧红的31岁人生对自由的向往。而飞鸟之于萧红，源自聂绀弩的散文《在西安》。聂绀弩在文章中忆述与萧红的一席谈，萧红曾感叹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滞留香港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她在这南方岛屿全心投入创作，完成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重要作品。《呼兰河传》并发表于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

萧红的一生虽如天际流星般短暂，但文学成就斐然，留下的作品，尤其是小说非常丰富，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回避不了的的人物与议题。但1960年代，夏志清出版其赫赫有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萧红及其作品没有做出应有评介，仅以三言两语带过。

1970年代，日本学界开启萧红作品研究及翻译，及后欧美、苏联等地也开始关注起萧红。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更将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译介至英语世界，又因其《萧红评传》问世，使到世界华文读者重新认识萧红。曾有学者指出，因为葛浩文的推崇，“点燃了后来持续多年的萧红热”。

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萧红的忽略，夏志清不只一次在文章里致歉说，那是他研究生涯中“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并且解释说，写小说史时，因客观条件所限，没能读到萧红的作品，因此未在书中将《呼兰河传》等名篇纳入研究。

这一天，我和爱玲从半山到浅水湾，一路追寻萧红在香港留下的足迹，想起她漂泊的人生，以及一度被忽略的文学成就，不由心生感触。若不是葛浩文这位异国文学伯乐的热心评价，萧红的文学成就是否会被长久低估？又想起老祖宗说的，“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而萧红，正是下二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