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在手机上刷到消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2026）走了。

我呆了一下。不是因为意外——他96岁，已是长寿，而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像是什么东西跟着他一起，悄悄离开了。

我想到的，不只是世界少了一位大哲学家，而是：那个相信人类还能通过讨论、说理、思辨来支持共同生活的时代，好像也在慢慢收尾了。

哈贝马斯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他认为：在家庭、市场、国家机器之外，社会该还有一个中间地带，让人们可以围绕共同关心的事情，好好地交换意见，形成舆论。在公共领域，不是比谁的声音大、权力大，而是人们彼此理性沟通，愿意把话讲清楚，也愿意听别人讲清楚。

这听起来简单朴素，做起来却很难，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时候浏览手机，刷着刷着，会有一种空虚的疲倦感——信息源源不绝；影音眼花缭乱。人人都在急切地表达，却不一定有人在倾听。人人都在转发，却不一定有人会仔细看。

哈贝马斯担心的“公共领域的衰落”，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发生着。公共讨论没有消失，只是被算法和流量悄悄改变了状态。

然后，AI来了。

现在不只是人在说话，机器也在生成内容。一段文字、一张图、一段声音，可以在几秒内被产出、改写、包装、扩散。我们的公共空间，已经不再只是“谁在讲话”的问题，而是“谁在生成”“谁在分发”“谁在决定什么会被看见”的问题。

这正是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和教学AIGC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 on AIGC）的原因。

每次提到AIGC（人工智能生成文本），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便利的工具。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个方向：当文本和图像越来越容易被机器生成，人要怎么理解这些内容？怎么判断它们？怎么看出它们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结构、情绪、立场？

这其实和哈贝马斯在意的事情十分接近。

他关心的是：人如何通过语言沟通，建立共同的理解。我关心的是：在一个图像泛滥、内容爆炸、AI无处不在的时代，人还有没有可能维持共同理解的基础。他那个时代，公共讨论的主要战场是报纸、辩论、演讲；今天，这个战场已经延伸到了互联网、充斥短视频、表情包、AI生成的各种多模态文本。

这也让我重新省思，我为什么要创立文图学会。

创立文图学会，是希望通过多模态文本与跨媒介表达，促进公共理解与文化对话。换句话说，文图学会不只是学术团体，也是一个把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媒介表达与社会沟通连接起来的平台。文图学会推动的，不只是扩充知识，分享艺文，还要理解知识如何被生产、被继承、被诠释。让复杂的论述可以被更多人知晓，让不同背景的人能够参与，让学术不只停留在专业圈里，而能够转化为公共语言，普及于社会。

如果借用哈贝马斯的眼光来看，文图学会所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今天新的媒介环境里，努力为营造公共领域的空间。这个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坐下来辩论”的场所，而是经由文字、图像、影音、课程、讲座、出版，以及现在的AIGC实践，让我们重新学习“万物皆文本，文本可生成”，重新认识真实与人工智能生成的世界。

哈贝马斯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新闻，而更像一种提醒：哈贝马斯之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怀念过去那个哲学思考的光华，而是在这个人人都在表达，连机器也在表达的时代，我们还愿不愿意，也还能不能理性交流——真正听见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