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苦茶的颜色 ——周作人两首自寿诗（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于1930年代与60年代分别作了《五十自寿诗》与《八十自寿诗》，两次写的自寿诗不同的情境，是周作人心迹的写照……

1. 八道湾里苦茶庵

作家梁实秋忆叙他在周作人家中吃茶情景，笔下生动细致：

“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喝茶》）

“……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盘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 （《忆岂明老人》）

这间平房，一碗清茶，就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苦茶庵”，还有庵中著名的“苦茶”了。

景以境出，物以人传，无论苦茶庵或是苦茶，能如此悠然走入文学史，就因为主人是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影响巨大，1930年代初被视为北方文坛盟主，散文风格平和冲淡，影响并形成新的散文创作流派。

北京八道湾11号这座四合院，早年周氏兄弟同住，后为周作人家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无人不知的名宅。

周作人的哥哥鲁迅，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高居时代顶峰；周作人后半生独行的身影，却宛如一盏苦茶，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终一直都在那里飘浮着。

早年的周作人，是激进的反封建“战士”，致力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叱咤风云，八面生风。在文学上，他写新诗、搞翻译、打笔战，倡导“歌谣运动”等，几乎无役不与，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这一时期的周作人，无论在文字和行动上所表现的“凌厉骁勇”，甚至为当时的鲁迅所不及。

在具有改造社会意义的行动上，他致力鼓吹的中国新村运动，年轻的毛泽东曾上门找过他（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载：“毛泽东君来访。”）他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1889-1927）生死不渝的友情，更有着五四文人中罕见的血性和气度。

1927年，是改变周作人生命走向的一年，这一年，和他一同战斗的至友李大钊先被捕后被杀，带给周作人极大的震动，思想深受刺激，开始从“战士”变成“隐士”，走上另一条不同风景的人生和文学之路。

周作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突然而巨大的改变，曾引起文坛和友人极大关注，后来也一直是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

无论真相如何，这件公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它不仅改变周作人作为一个作家和个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新文学世界，打开另一道不一样的窗口，窗外风景，既不是热火朝天的战斗和革命，也不是歌舞升平的醉生梦死，而是一片恬淡苦涩的天地颜色。

这颜色，正是苦茶庵中那一盏苦茶的颜色，如同梁实秋笔下那般“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

1927年以后，“红”极一时的周作人从新文学潮流中退了出来，退隐于苦茶斋，采“乐生主义”态度，修身养性，追求闲情逸致，颇有千山独行，孤身跋涉的隐士意味，在当时文人纷纷卷入社会风云剧变浪潮的大时代背景中，确实显得格外突兀，令人不解。

开始远离政治，转向中国传统“杂学”的周作人，过着关起门来读书的生活，1928年，他写了《闭门读书论》，向世人表明他这一选择。

几年后，他又写了著名的《五十自寿诗》，却引起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场激荡多年犹未平息的文字波澜，经过半个多世纪，还经常有人提及，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段时代风云故事。

2. 五十自寿诗的热闹

1934年，周作人的虚龄满50岁，依“做虚不做实”的传统习俗，这一年得做“五十大寿”庆祝生日。

1月13日，春寒料峭的北平，苦茶庵里的周作人提笔写了一首打油诗，自称是“仿牛山志明和尚体”：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终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诸君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两天后，1月15日，是周作人旧历的生日（公历是16日），他发帖子邀请亲友，在家中开五席庆祝。这一天，他又用原韵，写了第二首诗，内容如下：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对这首“夫子自况”的诗，应该也很满意，就抄写在笺上，同时寄给北平友人赵巨渊及上海的林语堂。

2月1日，写给赵巨渊的诗，发表于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第四卷第四期，改题为《五十诞辰自咏诗稿》，还专门作了《周作人五十诞辰之祝贺》专版，把诗笺影印制版，并刊登周作人全家照及当天生日宴请柬，可谓隆重其事。

周作人文坛地位之高，动见瞻观，这首诗内容风格又独具一格，诗一发表，立刻引起注意。林语堂正在上海筹备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是一本讲求生活情趣的杂志，号称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他对周作人这两首新作，自然见猎心喜，于是借题发挥，找了许多文人写诗唱和。

1934年4月5日，《人间世》创刊号出版，这首诗成为焦点主题，搞了好几版专题，将周作人写给他的自题《偶作打油诗二首》手迹影印发表，同时发表了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的“和岂明先生五秩寿诗原韵”等多首唱和诗，可谓大张旗鼓，风光一人。

接连几期的《人间世》，林语堂继续炒作这一热门话题，又刊登了蔡元培、胡适、沈兼士、钱玄同等众多名人的唱和诗，蔚为盛事，影响极大。

或许因为炒得太热了，引起另一些人的不满，尤其一些较激进的年轻文人如廖沫沙等，更对这种老气横秋的“遁世”心态大感不满，于是开始写诗撰文，冷讽热嘲，口诛笔伐，一时又是刀光剑影，各方侧目，掀起文坛波澜，“挺周”的林语堂和“反周”的胡风等，还因此展开一场笔战。

这场文字烽火，一直燃烧到抗战开始，仍未完全平息，可见其盛。

其实，这场论战，真正深层原因，正是当时两种文学派别的路向之争，也可说是延续了中国传统“言志”和“载道”两种创作路线之争，周作人的名气地位，正好成了引爆这场战火的火山口，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当时周作人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分量。

“言志”和“载道”，各具意义作用，本无对错，真要硬分轻重，可能就要看创作的时代背景了。

当时，能够比较平心静气，看出这一问题症结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是上海名记者曹聚仁，一是已经和周作人交恶“分家”的兄长鲁迅。

曹聚仁是公开表态，他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度，在风波开始不久，就在4月24日《申报》上说，周作人“诗是好的，批评也是对的。”对于周作人这位五四风云人物，会由“浮躁凌厉”到如此“消沉”的变化，他更清楚指出“周先生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周先生十余年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两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我们读了自寿诗，更可以明白了”。

对这场火热一时的喧闹，已是文坛领袖的鲁迅却是始终沉默，在风波绵延三个多月后，他才在写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有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一星期后，鲁迅又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说：

“周作人之诗，其实还是藏些对于现世的不满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捧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当年，周作人对两派面红耳赤的争议，也保持沉默，只有在1936年在一篇名为《谈鬼论》的文章中，提及此事，他说对自己诗中一些话，“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以为此刻不去奉令喝道，却来谈鬼的故事，岂非没落之尤乎。这话说得也有几分道理，可也不能算对。盖诗原非招供，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

30年后，年老的周作人已步入生命最后阶段，谈到此事，也感慨地说“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

可见周作人写作这两首诗，其“滑稽之言”，其实仍是对世事的嘲讽，仍是带火气的遁世，所以还会想请人“到寒斋吃苦茶”，要让人明白“其中意”，只是其诗中意味含藏之深，实非一般人所能察觉体会，“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

经过时空的沉淀，事过境迁，恩怨纠葛均已远去，平心而论，这两首诗，在周作人创作当时，应非堕落之作，而是个人心境的表白，带有一种冷眼看世情的戏谑和几分不屑，有如魏晋名士阮籍文学史上著名的“青白眼”，粗俗之间，自有性情。

阮籍和竹林七贤行为怪诞，多因不满或担心司马政权的白色恐怖，为免惹祸，名士们只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谈玄论道，所谓“清谈”，其实都是空谈。

周作人以打油体写《五十自寿诗》，年未半百就已自称“知堂老人”，个中情怀，或许也正如鲁迅所言，真名士“心里是很苦的”。

这种苦，应该就是当年苦茶庵中，那一盏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苦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