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林舒晴没想到，那天和范心桐在驳船码头喝咖啡，无意间提起范亚辉，心桐竟然告诉她，范亚辉是她的叔公，是她爸爸的三叔。
舒晴与心桐是老同学，平日无所不谈，这回倒是愣了一下，随口就问，怎么从没听你提起？
心桐答得直接，没事不会特别提起。我爸早说了，没几个人懂得这段历史，也没有兴趣知道。
那之后，心桐受舒晴所托，请父亲帮忙，联系定居香港的三叔公范亚辉，说舒晴想要访问他。心桐一个星期后告诉舒晴，三叔公接到电话后，也没多加考虑，立刻就答应下来。
舒晴听了大喜，不久即启程到香港。
这天下午，舒晴独自一人飞抵赤鱲角机场，在机场大厦上了A11大巴后，看着车子一路走在高架桥上，路经昂船洲大桥，进入港岛，再经上环、中环、湾仔、铜锣湾，一直到了北角。
舒晴入住酒店后，先去了趟春秧街。她要找的范亚辉住在春秧街上一栋叫荣发的住宅大厦。出发前，舒晴上网预定酒店，特地选了渣华道地铁站附近一家连锁酒店。她看了地图，春秧街就位于英皇道与渣华道之间，方便她去探访范亚辉。
春秧街不长，街上却是店铺林立，店铺前面还有露天摊，摊贩与客人间偶尔飘来闽南话，舒晴听进耳里，这条陌生的街道突然变得亲切起来。在她成长的年代里，正是新加坡全岛严禁说方言的年代，但在他们家，妈妈和外婆两人的谈话从来都是福建话，从小听到大，舒晴随口也能说上几句。
在春秧街走着，舒晴发现街上还有卖福建食品的小店，店里的鸡蛋糕、发糕、芋粿、菜头粿、绿豆饼等小吃都是她熟悉的福建吃食，尤其那以鸡蛋、面粉、沙糖蒸成的鸡蛋糕，蛋香很浓，口感松软，是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这时走到一家卖福建特产的店铺，竟然听到邓丽君以闽南话唱着《烧肉棕》：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这歌舒晴小时候听过，多少年前的歌曲了，没想到再次飘进耳朵里，竟是在北角。
舒晴一边沿着春秧街闲逛，一边给心桐发短信：过去到香港，听到的都是广东话，没想到这次来到北角，竟然在春秧街上听到福建话。
心桐回复道，这地方应该有很多福建移民吧。
这时路上突然有电车穿过，一路响着铃，车速很慢，几乎与行人的速度一样。舒晴又发现，只要电车叮叮声一响，街上人潮自然而然往两旁让开，电车一过，人群又聚拢回来。
舒晴看得有趣，站在路旁，用手机拍下眼前有电车经过的春秧街，将照片发给了心桐，写道，你叔公住的春秧街，原来是个有电车经过的市场，真特别呀。
心桐回复道，小时候去香港，曾跟爸妈去过叔公家，好像到过有电车经过的街边市场，当时还小，不知那叫春秧街。
舒晴回道：我喜欢春秧街这名字，很美，google过了，名字来自一个叫郭春秧的福建富商。他在北角填海，建了三百余间店铺，开辟出这地方。
心桐这回只回了个“哦”字，再加上个微笑的表情包。
舒晴意犹未尽，继续给心桐发短信：终于见识到香港人的变通、随意，看他们那么若无其事地走在街上，看起来一点也不介意人与电车同行。
心桐大概正忙，又是只回复了两个字：是的。
舒晴走走逛逛，不知何时逛出春秧街，来到英皇道，感觉肚子有点饿，走进街角一家茶餐厅，这时饭点已过，餐厅里相当安静，她坐在靠近大门的位置，看着门外人来人往，点了杯丝袜奶茶，一份菠萝包，一边喝茶一边拿起手机，按了范亚辉的号码，不久有人接电话，传来老先生的声音。
舒晴忙说，您好。请问是范亚辉先生吗，我是新加坡来的林舒晴。
舒晴你好呀，你到了香港是吗？范亚辉问。
是的，今天中午刚到。明天去拜访您方便吗？
明早我有事，下午一点以后都可以。范亚辉说，你有我家地址吧？
地址有的，范先生在春秧街荣发大厦是吧。舒晴说。
是的，要是找不到，你再打电话上来，我去接你。
想到就要见到范亚辉，舒晴发觉自己还真充满期待。一年前，舒晴开始做调研的时候，有一回到吉隆坡出席一项有关紧急法令、马共与华人新村的研讨会，在当地一家书店看到范亚辉在马来西亚出版的回忆录。她首先被扉页上黑体印着的几行大字吸引：历史没有对错，只有成败……
将近300页的回忆录，开篇就说：新马的反殖民统治历史是新马人民用血汗写成的，身为历史的参与者，我虽然是一名大时代的小人物，可我这一生，却是时代的缩影，我的经历是那个年代历史的一部分。
接连三个晚上，舒晴在酒店里读了范亚辉的故事，联想到外公云唯国，两人同样是新马独立运动的参与者，但外公去世得早，生前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读范亚辉的回忆录她竟有种奇怪的代入感，好像外公和她说着话。
从回忆录里，舒晴知道，范亚辉是于1956年，被林有福政府拘捕，那年4月，马绍尔率领新加坡各党派代表团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就新加坡自治宪制展开谈判，结果谈判破裂。马绍尔宣布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随即打压反殖活动，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搜捕行动，将工运人士、教师和学生关进牢里或驱逐出境。
这时岛上动荡的政治局势更是风起云涌。范亚辉虽然只是各业商店暨工厂工友联合会的中层干部，却也未能幸免，被关了起来。此后范亚辉辗转被扣留在中央警署政治部秘密扣留所，棋樟山政治犯拘留营，樟宜监狱和女皇镇监牢之间。1967年3月，范亚辉接到了驱逐令，旋即被押上轮船，说是把他遣送到中国。一周后，那艘叫 “红宝石”号的轮船到了广州黄埔港，可范亚辉坚决不肯上岸，官员们最后让他跟着原船回到新加坡。
轮船回返新加坡后，范亚辉当场又被拘捕，但这回他的身份已经从政治犯变为刑事犯，而且被控上法庭，罪名是非法入境。
范亚辉后来向高等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一年后，在国际声援政治犯组织安排下，范亚辉去了伦敦。他后来获得一份助学金，发奋图强了几年，考到商科文凭后在一家商行任职，从最初的货仓管理员做起，一步步升到部门副主管。
1996年，范亚辉退休后很想回到亚洲，经过将近两年的安排，在几个移居香港多年的老同志协助下，终于在距离新加坡只有四小时飞行时间的香港住了下来。
舒晴在吉隆坡读了范亚辉用七年时间书写的回忆录，看他不温不火，娓娓道来，仿佛说着别人的故事一般说着自己的前半生。她一边读，一边想，这不但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土地与人的命运史。从那时开始，她想着如何找到范亚辉，与他面对面，进一步印证一些史料，也许还可以从范亚辉那里，找到其他和他一样，同样是那个风云时代的参与者。
2、
荣发大厦楼高23层，七八十年代的房子了，外观有点旧。楼下人来人往，大厦两旁有药行，各种售卖日常用品的店铺，看起来生活极为方便。
范亚辉住在高层，门铃过后，来应门的老先生个子高瘦，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神清气爽，气色不错。范亚辉的妻子陈雅玲比他小一个头，人很和气，笑起来显得特别开朗。两人居住的单位不大，一房一厅 ，大概四百多方尺 ，屋内没什么杂物，厅里除了电视机、沙发，还有个摆满书籍的书架，房子虽小但因为收拾得窗明几净，也不觉得逼仄。
范亚辉与陈雅玲膝下没有儿女，两人半辈子相濡以沫，相携从新加坡到伦敦，又从伦敦落脚香港。舒晴虽然第一次见到陈雅玲，感觉并不陌生，范亚辉的回忆录里有一章特别说了夫妻俩从年轻开始，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故事。两人在动荡的年代里，初识于密驼路工友联合会总部，范亚辉与陈雅玲几乎同时成为工会会员，又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每晚都到工会参加文娱活动，协助处理工会会务，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范亚辉与陈雅玲日久生情，订下婚约，可乱世里的爱情也身不由己，范亚辉后来历经的这一场未经审判的牢狱之灾，陈雅玲一直默默守候着，在范亚辉身陷囹圄期间，一等就等了13年。
这天下午，舒晴面对这一对既陌生又熟悉的老夫妻，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 她想起了范亚辉的回忆录里，那段叫她为之泫然的话，“1959年5月，我们26人从樟宜监牢分别被押上四辆车，车子往市区的方向行驶，车窗外政党旗帜飘扬，一副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而我们在囚车里，只觉得前路茫茫，看不到尽头，既悲哀又失望，大家面无表情，默默对望，直到来到红灯码头，被押上前往棋樟山的渡轮，没有人说一句话。”
舒晴想着范亚辉这番话，不知为何却提起了叮叮车，她对范亚辉说道，春秧街这地方很特别，可以听到福建话，还可以看到电车从身旁走过。
延伸阅读
范亚辉有点好奇地望向舒晴说，你听得懂闽南话？我听说现在的新加年轻人是不会说方言的。
我妈与外婆交谈，习惯说福建话，听多了也就听懂了。
是范亚辉告诉舒晴的，北角又叫小福建，是香港福建移民的聚居地，这里有福建同乡会，也有由福建人办的学校、庵堂、庙宇。但更早的时候，北角曾经是小上海，许多上海人曾经住在这里，后来上海人渐渐迁出，福建人移入，不知何时小上海成了小福建。
舒晴顺口就问，范先生也是福建人吗？
是啊，我是泉州人，但住到这里来，并不是因为这里福建人多。1996年，我从伦敦来到香港，朋友们帮忙找房子，找到的恰好都在北角，刚到的第一年是在锦屏街租房子住，后来买了现在这个单位，就这样住了20年。这里交通方便，街尾就是北角电车总站，我和太太都喜欢坐电车，这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可以从港岛这一端去到另一端。
那天范亚辉谈兴很高，知道舒晴就住在北角一带的酒店，笑着建议，有空可从总站坐电车到中环，坐在上层，一路经过铜锣湾、湾仔，一直到中环，这一路上可以看街景，港岛风光。有兴趣的话，到了中环，再去搭渡轮过海，又可体验维多利亚港两岸景色。
这时陈雅玲递上一壶茶，端来一碟像小球或鸡蛋般，一球连着一球的金黄色蛋糕。陈雅玲说道，这个叫鸡蛋仔，香港有名的街头小食，北角这一家很出名的，还选进米其林。我们上午路过，想到你要来，带给你尝尝。
舒晴看到两老如此热情，连声道谢，又从碟子里拿了个鸡蛋仔，一口咬下，只觉满嘴蛋香，烤得非常香脆的鸡蛋仔，内里却十分松软，于是一边嚼着鸡蛋仔，一边说，真好吃。
范亚辉开心地笑了笑说，我太太刚到香港时，特别爱吃这个，她说这鸡蛋仔有点像新马的马来鸡蛋糕Kuih Bahulu，都是外脆内柔，有鸡蛋香。可在我看，鸡蛋仔和Kuih Bahulu虽然都是鸡蛋和面粉做的， 外形和味道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舒晴吃了鸡蛋仔，喝了口茶，打开话题说，我外公也坐过政治牢，但我没见过他。在我出世之前，外公就去世了。
范亚辉愣了一下问，你外公是哪一位？
舒晴答，外公叫云唯国。
范亚辉凝思了一下说，我知道你外公，他在樟宜监狱时，患了急症去世。
舒晴说，不是急症。我妈说，是胰腺癌，开始时没好好给治疗，查出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范亚辉摇摇头，沉吟片刻，起身到墙角开了电风扇。
谈话慢慢进入正题，舒晴告诉范亚辉，她两年前辞职读硕士学位，研究1948年殖民地政府颁发的马来亚紧急法令，她尤其关注的，是当时在法令下，长期被关进牢里或被驱逐出境的一群反殖运动参与者。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舒晴继续说，我知道很少人会关注这段历史，有人还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反殖，谈什么紧急法令。
范亚辉苦笑了一下，静静听着舒晴继续说，我想要研究的是，究竟那个时代告诉了我们什么，掩盖了什么，又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这不但和历史有关，也和我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这几十年来，我们却在有意无意间，把历史埋葬掉了。随着那一代人的渐渐离去，这段历史肯定越埋越深。开始做调研的时候，我正巧看到了你的回忆录，读完后就很想拜访您。
范亚辉认真地听着舒晴越说越激动的一番话，思绪彷佛被什么触动了，慢慢地说了句，这些一甲子前的旧事，的确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3、
那天范亚辉一边回首往事，一边问舒晴，你到过棋樟山吧？舒晴点头说，读中学时，学校安排我们去那里露营，我们叫它圣约翰岛。后来才知道它也叫棋樟山。
范亚辉笑了笑，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了句，你们是幸运的，能在岛上露营、活动。
停了几秒钟，范亚辉又继续说，回想起来，在我待过的所有监牢中，棋樟山还是最自由的，拘留营就在岛上的山坡上，有两间大房子，几间小屋，我们被拘留的20多人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围着，那里有几棵芒果树，每年都长出大大的芒果，但每当看到芒果开花了，我们都很无奈，因为又是一年过去了！
范亚辉又告诉舒晴，五年前他与妻子终于有机会回到新加坡探亲，他们去了棋樟山，看到了当年住过的集中营，发现营外的铁丝网依旧在，集中营大门是敞开的，但进进出出的已是来自各地的游客。
这时范亚辉拿出一叠照片，抽出其中一张说，这是我和太太五年前在棋樟山拍的，我们背后是曾经住了四年的5号集中营，不怕你见笑，见到集中营的那一刻，我差一点就要流下泪来……
范亚辉后来又去了密驼路，那是他和妻子年轻时经常活动的地方。他回忆着告诉舒晴，那里曾经有很多工会，还有间南大书局，因为工会多，左派团体也多，有人还说，密驼路是当年左派大本营。
范亚辉叹了口气又继续说，那次回去，我们已经找不到过去活动的工会总部，我们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再也寻不到当年的记忆了。
那天舒晴与范亚辉仿佛一见如故，大多数时候是范亚辉说，舒晴听，坐在一旁的陈雅玲偶尔也补充几句。范亚辉后来又找出一封泛黄的信件给舒晴看：这是政治部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时我刚被送往棋樟山。
信件是手写油印的，写于1959年，大概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生硬地写着：
范荣华先生：
你的儿子范亚辉已从樟宜监狱送往棋樟山。
由6月19日起，你探访儿子的时间已经改为星期五，请你在该日下午一时半在红灯码头等候，有汽艇送你前往。
过去在樟宜监狱为你处理探访事宜的警官，将在该码头等候你。请留意，汽艇将于下午五时半从棋樟山驶回红灯码头。
政治部主任启
1959年5月16日
这时暮色降临，范亚辉意犹未尽，说要请舒晴在附近小餐馆尝尝福建小吃。舒晴说，好呀，许久没吃福建菜了，但您别破费，我来做东好吗。
范亚辉笑笑，也不多说，和妻子领着舒晴下楼，再往春秧街街角走去。这时街上叮、叮、叮声又再响起，街上人潮闻声避让，电车在人群中缓缓驶过。
他们很快就到了街口，来到一间名叫“美珍”的小餐馆。店里面积不大，门面不起眼，卖的全是福建小吃食：蚝仔煎、福建卤面、福建炒面、蚝仔羹等等。
舒晴看到餐单上的福建卤面，无端勾起怀旧情怀，口感黏浓呈糊状的福建卤面，是过去家里常吃的福建面食，陪伴她长大的味蕾记忆。小时候，自福建同安南来的外婆，经常煮了一大锅卤面，三代人一人一碗吃得满头大汗。外婆总舍得加入丰富食材，每个人碗里除了黄面和卤汤，更是满满的炸鱼、卤肉、卤蛋、香菇和蚝仔，就一碗卤面却叫大家吃得心满意足。前几年外婆去世，他们家已许久没吃卤面，舒晴偶尔在小贩中心看到卤面摊，常要高高兴兴上前叫上一碗解馋，可别说吃不到外婆煮出来的卤面滋味，看着那徒有糊状的黑色卤汤，却吃不到卤面该有的，鲜美、浓郁的口味，总叫她徒然空欢喜一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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