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长辈的日常用语，到年轻人的流行热词，新加坡的方言学习发展出怎样的新路径？几组十几岁的青年纷纷在校园和社区推广方言，他们珍惜父母祖辈的文化，听见方言在新加坡的独特，不愿方言成为童年的背景音。
“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5岁以上华族居民在家中使用方言的比例，从1980年的81.4%下降至2020年的11.8%。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却重拾方言：有人走进学校和图书馆免费授课；有人把方言融入游戏设计；有人整理学习资源，为方言建立网络栖息地。
走入校园与社区开课
在圣尼各拉女校的一间教室里，“莱讲方言”（Raffles Dialect）的成员播放了一首闽南语歌曲《我问天》。音乐刚响起，十多名学生将手搭在同学肩上，大声合唱，也有人低头做笔记，把听到的发音逐字写下来。
这是“莱讲方言”成员廖士杰印象最深的一堂课。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那一刻仿佛看见自己刚开始学方言的样子，并指出：“很多人其实对方言有兴趣，只是没有机会接触。”
三年前，廖士杰的学长郭璟佚和几个朋友在莱佛士初级学院成立方言兴趣小组“莱讲方言”，如今核心成员已有三十余人。郭璟佚会说潮州话、福建话和马来语，从小对本地语言之间的交融现象感兴趣。他说：“新加坡的福建话和台湾不完全一样，这些差异往往反映一个家庭的籍贯背景。”
小组成员背景各异，加入的理由都与家庭国族有关。廖士杰和洪巳田是在籍学生，成长在国际化浪潮中的他们，都意识到语言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洪巳田也会演奏商胡和唢呐，他笑说小时候为了偷听大人聊天，才开始学会听潮州话。
已经毕业的成员方义荃回忆，小时候每逢春节回祖母家，都与说福建话的祖母沟通困难。苦于没有学习方言的环境，他发现日语和台湾闽南语发音有些相近，便开始用日语和台湾闽南语的学习资料自学。金轩诚是小组中唯一的海南籍成员，但从小看香港TVB电视剧长大的他，粤语水平更高。
加入“莱讲方言”后，成员们边学边教，不断进步。成立三年来，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开设方言入门课程，至今已走访南洋初院、立化中学和圣尼各拉女校。还是学生的他们化身小老师，在课堂上教导福建话“肉包（bak pau）”的读音和吃法，让同学们对本地方言和美食文化有了更多兴趣。
他们也在民众俱乐部和社区图书馆为年长者与新移民公益授课。一次在碧山图书馆的课堂上，听讲的一位年长者指出他们的错误，但小组讨论后发现，长者的广东话有其他方言的拼凑痕迹，并不是本地的粤语发音。这提醒了他们要系统整理民间的方言，更严谨地记录与保存。
用方言讲笑话逗乐年长者
成员们自制课程材料，他们的重点并非教导标准发音，而是介绍本地方言的实际用法。每堂课约一至一个半小时，内容涵盖福建话和广东话。在学校课堂，课程以入门为主，介绍基本发音、常见词汇，以及不同籍贯方言的差异；在图书馆和社区的课程则偏向生活场景，教导在小贩中心点餐、与长辈打招呼，或日常问候等实用表达。
除了课堂教学，小组也尝试把方言带到更多公共空间。去年，他们受邀在牛车水广场进行一场分享会。他们透过方言对话，再现牛车水七夕节的往日情景，也用方言讲笑话。台下观众多为年长者，现场不时响起掌声。
这个以学生为主的草根组织，逐渐受到官方机构关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曾邀请他们进行分享，希望了解年轻一代如何看待方言，以及推广方言时遇到的实际困难。
小组的运作其实面临现实限制。成员们须要兼顾学业，时间、人手和经费也都有限。此外，一节课只能提供基础入门，如果离开课堂后缺乏使用环境，方言往往难以继续练习。但郭璟佚一行人不怕困难，只想将组织发展壮大，他们说：“如果不是我们，那是谁？”
把方言带进密室逃脱
“莱讲方言”通过课堂和表演让学生和民众接触方言，另一群年轻人则用游戏把方言带进新的场景。
六名来自义安理工学院华文传媒系的学生，设计了以方言为主题的密室逃脱游戏“言归有方”（The Dialect Comeback），并通过小红书和Instagram运营中英双语账号，上街采访路人，推广方言视频。
“言归有方”不只是一份毕业项目，它还从班级80个构想中脱颖而出，入选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办的第六届“锐MIX：‘SINGAPO人’青年来接管”活动，筹备七八个月后在中心实体运行。
项目组长黄婉玉告诉早报，她从小在讲广东话的家庭长大，构思毕业项目时，她希望把这种家庭记忆与流行文化相连，让年轻人可以参与。组员张兆栋说，最困难的不是设计游戏机制，而是筛选资料，因为“很多资料来自不同地区，须要确认是不是新加坡会用的说法。”
为了让游戏中的方言线索更贴近本地语境，负责调研的许恺轩和林晨旭联系新加坡福建会馆和冈州会馆，请长辈录制方言音频，也到庙宇观察壁画和祭祀习俗，反复核对词汇与文化背景。
除了会馆长辈的帮助，团队也接受玩家和老师的建议。游戏第一次试玩时，不少没有方言基础的玩家完全听不懂线索，导致游戏无法进行。指导老师蔡淑贤提醒组员，游戏的目标是让参与者接触方言文化，而不是考倒他们。
华族文化中心总裁陈子宇邀请密室逃脱专家协助团队调整设计，包括降低语言难度、增加提示、加入中英文辅助说明，让方言成为解谜的一部分，而不是考试试题。组员霍秀穗负责摄制，也在游戏入口将参与者随机分组，让学生和年长者配对，以及帮助跨族群家庭和外籍游客通关。
除了在华族文化中心展示，团队也把游戏带进学校。他们到了三所中学，其中包括组员的母校南侨中学。受限于校园场地，他们将完整密室游戏拆分为简化版关卡，用简单道具让学生体验解谜过程。
外族学生也被吸引
黄婉玉原本以为参与者主要是华族学生，但观察到也有马来族和印族学生加入。一些学生在通关后还说，之前并不知道新加坡方言文化如此多样。
项目结束后，学生们录制毕业反思视频时，回想几个月来不断查证资料、修改关卡的过程，一些组员一度落泪。他们原本把方言视为老一辈的语言，但在了解新加坡的移民历史与本地文化后，开始重新认识这些语言的意义。
组员洪慧林也分享，她曾在小贩中心尝试用刚学会的福建话点餐，摊主随即多聊了几句，还给她多添了一些配料。她说：“我第一次意识到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与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相比以上两组依托学校课外活动和毕业项目的团队，陈胜义的方言推广几乎是从零开始。
建网站分享学习资源
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的陈胜义，在中二时便建立网站singaporedialects.com，集中整理方言学习资料。他从台湾等地引进本地较少见的闽南语和方言字典，并把分散在不同平台的学习资源整理成目录。他说，许多学习资料来自不同地区，如果不加整理，很难直接套用在新加坡语境。
网站也发布短视频和微纪录片，介绍本地电视剧中的方言对白，或解释地名和食物名称背后的方言来源。
陈胜义也用更年轻化的方式推广方言，通过Instagram和YouTube账号“新加坡方言社”发布内容，介绍日常生活中隐藏的方言词汇，像是新加坡地名“后港”其实是方言音译；小贩中心常见的“烧卖”（siew mai）和“红龟粿”（ang ku kueh），从发音能看出个别的广东和福建来源。
他正在构思一部定格动画短剧，要把方言融入创作，并用恐龙玩具拍摄故事。他解释，选择恐龙作为角色，是因为恐龙象征濒临灭绝的物种，“就像现在的方言一样”。
更多年轻人主动参与
随着项目逐渐被更多人看到，有年轻人主动加入团队。成员蔡嘉易在网上看到陈胜义的采访后联系他，希望参与方言推广。蔡嘉易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商学与哲学，他把方言比喻为文化的钥匙，认为如果语言消失，许多与之相关的习俗和记忆也会逐渐被遗忘。
另一名成员陈雪宁刚从诺雅初级学院毕业。她说祖父去世时，她几乎不会说方言，很多话来不及跟祖父说，这件事让她意识到语言在家庭沟通中的重要性。她也发现同龄人熟悉K-pop和日韩流行文化，却很少接触本地方言。
陈雪宁说：“每个人都肩负着某种责任，只要还有像我们这样对保留文化遗产感兴趣的人，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不需要立刻做出伟大的创举，哪怕只是试着去理解方言，去传递这把火炬，就已经足够了。”
团队也通过TikTok等平台制作短视频，希望让更多年轻人接触方言。陈胜义说，他刚开始做这件事时，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有着“危机感和焦虑感”，但随着阅读更多历史资料，他逐渐把重点放在文化保存与传播上。“如果有一天年轻人想重新接触方言，至少还能找到这些资料。”他郑重地说。
（开窗口）生存空间变小 方言具适应力
国大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王嘉雯，长期关注方言在多语环境中的变化，也积极参与本地的方言建设。她告诉早报，新加坡的福建话不仅吸收了不少马来语和英语词汇，语法结构和语气词也影响了本地华语和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她认为，这些变化正反映出方言在多语社会中的适应能力。
王嘉雯也是国大中文系推广福建话项目的一员。近年来，她与观音堂佛祖庙讲座教授丁荷生团队合作，通过学术研讨会、公众讲座及会话课程等形式，结合福建话研究与社会推广，还邀请本地导演梁志强分享方言在影视中的角色。团队也与宗乡会馆及社区机构合作，深入庙宇和开设大讲堂。
王嘉雯认为，方言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空间确实变得脆弱，但仍具适应能力。“学术研究可以记录语言结构，但方言能否延续，最终取决于人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在她看来，当社区课程、文化创作和年轻人的兴趣逐渐增加时，方言不一定只是过去的记忆，也可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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