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近推出两部电影专书，将新加坡影史追述到至少130年以前。
本地收藏家黄汉民（57岁）与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杨明慧（35岁）获得教育部一级种子基金赞助，以黄汉民的海量影史收藏为参考，合著《新加坡放映场所1896年至1945年》（Singapore Screening Spaces 1896-1945，下简称《场》），2026年2月由Pagesetters Services出版。
《场》中记载130年前，1896年7月16日，一位名叫“哈雷博士”（Dr Harley）的外国娱乐放映者带了七部短片，在罗敏申公司百得利路的音乐部门做了新加坡史上首次电影放映。这种穿插杂锦娱乐表演的巡回放映，奠定了早期本地的观影形式，直到1904年11月26日，我国才在维多利亚街320号迎来首家专放电影的巴黎电影戏院（Paris Cinematograph)。
本地最早影片摄于1900年
法国电影作者与纪录片导演拉斐尔·米列（Raphaël Millet，55岁）与新加坡电影结缘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位新加坡女婿2001年来新，在法国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2006年出版首部新加坡电影著作《新加坡电影》（Singapore Cinema）。他近年拍摄不少与新加坡和东南亚有关的电影纪录片，记载首都剧院历史；卓别林路经狮城到峇厘岛的文化之旅；法国传奇影人加斯顿·梅里爱（Gaston Méliès）1913年到我国巴西立摄制数部短片的事迹等。
20年后，米列获得国家文物局、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李氏基金、丰隆基金等机构资助，撰写我国至今最权威，五百逾页的巨著《新加坡电影肖像》（Singapore: A Cinematic Portrait，下简称《肖》），由新加坡亚洲电影资料馆出版。
《肖》把在本地最早拍摄的影片追述到1900年。英国战地摄影师约瑟·罗森塔尔（Joseph Rosenthal）前往中国拍摄义和团运动，路经新加坡时拍了三部短片，其中一部记录殖民阶级船客将钱币丢到海上，“观赏”居住实里达的“海人”（Orang Laut）潜海捡拾找乐。米列写道，这代表着一种殖民者的凝视，将被殖民者视为他者，用现代眼光来看，叫人不适。
米列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建筑会被拆除，影片会失传，但一旦留下白纸黑字，就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他希望《肖》能为新加坡影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作为日后研究材料。
因戏院消失而有收藏动力
黄汉民收藏本地电影史料近40年，2005年便立志写一本新加坡戏院史的书，“要记录我们曾有的戏院，不要留下历史的空白。”他说是时代创伤感促使他开始收集史料，填补心里的空洞。
1983年，他在桥北路的奥迪安戏院看了《星球大战》，下一次重返时惊见戏院竟已被拆除。他当年到国家档案馆找奥迪安旧照，却被告知馆内没有收藏二战后的影史（记者按：馆内数码资料库现已能搜到许多奥迪安旧照）。
黄汉民说，1980年代，本地有五六十家戏院，却在40年内消失。这份失落化为他收藏与记录的动力。他亲自拍摄现存戏院的内外观，留存戏票，到旧货市场搜购戏桥、海报、刊物、剧照、戏院和片商信笺、明信片等，形成蔚为可观的收藏。他笑称：“我的电影学院是旧货跳蚤市场。”
记录一国历史，不能单靠国家机构，还得借助私人藏家与研究作者相辅相成。杨明慧用“史无前例”形容黄汉民藏品的量与质。她说黄汉民为人慷慨热心，乐于跟海内外研究者分享藏品，与他合著《场》之前，她就用过不少对方的私人收藏写论文和著作。
米列对黄汉民的收藏也赞赏有加，写《肖》时就参考了他的藏品，书后引述借用黄汉民的图像也写得最长，占了两行。米列说：“汉民的收藏包罗万有，中文、马来、印度、西方影史皆收得很全，不偏向任何一方，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性，也成了电影与文化学者的宝库。”
观影曾是时髦生活象征
在资讯发达的年头，流水账史料不难寻，杨明慧更有兴趣的是梳理电影史料来探索与发掘我国的历史发展与城市转变。杨明慧是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博士，著有《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家：厦语电影与新马厦语身份的渐变 (1948-1966年）》，也与苏章恺、杜汉彬合著《雪霓芳踪庄雪芳》。
她与黄汉民耗时三年合著《场》，感激得到民间影史研究者杜汉彬协助。她说：“我们从汉民海量的资料库里挑选图片、史料，分类后列出章节大纲，我再另做历史研究，为每章引入学术研究的视角与框架，透过不同时期戏院的崛起，反映当时新加坡的时代背景。”
杨明慧指出，早年市中心戏院聚落的崛起，与殖民时期的城市化环环相扣。1822年，莱佛士市镇规划以种族与功能将狮城划分为不同区域，定下岛国现代城市格局的基础。电影从西方传入，毫不意外，早期本地戏院如娱乐戏院（Alhambra，亦是本地首家有冷气且专放映有声电影的戏院）和曼舞罗（Marlborough），开在莱佛士酒店斜对面美芝路上。之后崛起的罗耶（Royal，后陆续改名为同乐、丽声）、首都、奥迪安、光华（Jubilee）都近在咫尺，全聚在最时尚前沿的“欧人市区”（European Town）。观影成了城市时髦生活的光鲜象征。
戏院少了但电影制作多了
如今戏院纷纷倒闭，几乎已从我们的城市里消逝。但杨明慧说，若从戏院演变史纵观，情况或许没那么悲观。的确，戏院没了，但近年本地观影热忱未减，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无论是书店、学府、电影俱乐部、电影协会等小型放映会，或是数不尽的常年主题电影节，电影已走出戏院，重回多元流动的空间，与19世纪末本地影片放映“居无定所”——片商临时搭棚或在现有场地放映雷同。
戏院凋零，但米列发现本土电影制作有增无减。2006年，他撰写《新加坡电影》时，本土电影方在1990年代复兴，他用160页已能写完当年所有本地电影。20年后的《肖》已扩充到近550页，但米列仍觉得有不少漏网之鱼，新加坡电影方兴未艾。
这次，米列刻意不按照时间轴，而是深潜新加坡电影；或是并列，或是对比，从中看出本地社会面貌，勾勒出一幅幅新加坡的肖像。他说：“我这本书并不把电影扁平地视为历史记录，而是一个强大的媒介，探讨新加坡在超过百年中，是如何在银幕上被想象、铭记、神话化、质问和重构。”
本地电影抑郁又怀旧
大量观影后，米列发现新加坡电影从1990年代至今，独有地贯穿着“抑郁”（melancholia）与“怀旧”（nostalgia）两大主题——前者是一种哀悼，后者是一种渴望与思念。
“过去近40年的新加坡电影，常见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孤单身影：漂泊者、边缘工友、孤独老人、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组屋高楼内感到孤立的居民。镜头下，还有后巷、阈限空间，以及那些隐藏的世界。”
从1995年邱金海《面薄仔》《12楼》；陈子谦《15》《4:30》《十二莲花》《3688想入飞飞》；唐永建《吃风》；王礼人《血溅芽笼红灯区》；杨修华《幻土》《默视录》；林继堂最近在外贝加尔国际电影节夺影帝的《老破车》；到陈彬彬的纪录片《搬家》《备忘录》等作品中，都感受到这种跨世代的抑郁。
米列认为，这源自新加坡快速无穷的变化、迁移与高楼群居，造成国人内心的疏离不安和难以适从。“这些电影集体显示国家的成就不但没解决，反而加剧国人对身份认同的质疑。在新加坡繁荣、高效和高度现代化的表面底下，仍有挥之不去的失落、失调、流离和不完整感。在外国观众眼中，这些电影让他们一窥新加坡光鲜成功故事之外，较为人性的一面。”
或许因为过去已逝，未来又不易掌握，本地也出产不少怀旧电影，如陈子谦的《3688想入飞飞》《老地方》《881》；梁智强的《我们的故事》上下集；邓宝翠的新谣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还有《大世界》《乐园》等。米列说：“这新加坡式的怀旧不单是缅怀、思念过去，而是透过记忆、文化遗产及各种形式的回忆来重构、回想与重返往昔。这宛如身在家乡，却怀着乡愁。抑郁和怀旧的界限是模糊的，许多新加坡电影微妙地在两者间游移。”
米列虽已居住本地二十多年，但一双外来者的眼睛让他看到国人走宝的东西。他为梁志强的电影被评论界忽视而叫屈。“梁导的电影透过诙谐喜剧来探讨语言、教育、阶级焦虑、人口老化、精英主义、移民文化、国民服役与社会变迁，取得新加坡广大阶层的共鸣。我一直认为他的电影是新加坡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库，应该被认真看待。”
▲《新加坡电影肖像》售价75元，可上亚洲电影资料馆网店asianfilmarchive.org/shop购买。 ▲《新加坡放映场所1896年至1945年》售价60元，可在纪伊国屋各大书店及pagesetters.sg网店购买。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