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业界最高荣誉的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3月4日公布2025年得奖者为中国建筑师刘家琨。今年68岁,1956年生于四川成都的刘家琨,是普利兹克奖第54位获奖者,也是继2012年王澍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

中国建筑师刘家琨,无论生活与工作都扎根于成都。(凯悦基金会/普利兹克建筑奖图片)

刘家琨1999年在成都成立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对家乡不离不弃,无论生活和工作都选择扎根于成都。他大部分备受称颂的建筑杰作——西村大院、建川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内的文革之钟博物馆、胡慧珊纪念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都坐落于四川成都,实践他“生于斯,建于斯”,就地取材来提升民众精神生活的人文理念。

刘家琨和团队在中国各地打造出30多个项目,涵盖学术和文化机构、城市空间、商业建筑和城市规划等。他设计的建筑强调采用“普通、当代、廉价和本地”的建材,如水泥、混凝土、红砖,以及从废墟再生的材料,外观并不华丽,不强调装饰的朴实风骨,也不如当今建筑明星作品般酷炫。然而, 当人们放下僵化的审美标准,让心眼穿透刘家琨建筑质朴的外貌,他们会看到裹在钢筋水泥里灼热、浓烈的心,并为之动容。

普利兹克奖评审说,颁奖给刘家琨是因为“他的(建筑设计)答案颂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彰显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 评审辞写道:“刘家琨的作品以其深刻的连贯性和稳定素质摆脱了各种美学或风格上的束缚,对新世界进行了想象和建构。他所首倡的是一项策略而非某种风格,从不依赖于重复的方法,而是基于每个项目的具体特征和需求,以不同方式做评估。换言之,刘家琨立足当下,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处理,甚至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日常生活场景。”

成都民众聚在刘家琨设计的西村大院竹林广场看露天电影。 (家琨建筑图片)

为地震罹难女生建馆

刘家琨接受中国澎湃新闻网专访时说:“建筑应该揭示一些东西——它应该概括、凝练和展示地方的内在品质。它有能力塑造人类行为和营造氛围,提供宁静和诗意的感觉,唤起同情心和仁爱,培养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

为纪念在汶川大地震中罹难的15岁少女胡慧珊,刘家琨为她设计了一座纪念馆。(家琨建筑图片)

这份“仁爱”与“同情”,展现在他至今设计的面积最小,仅19平方米的胡慧珊纪念馆。

位于建川博物馆内聚落,这座纪念馆是为2008年卒于汶川大地震一名中二女学生胡慧珊而建,以灾区常见的救灾帐篷为原型,墙面采用民间常见的抹灰砂浆。据报道,公众不得入内,只能透过一个小孔一窥内部。馆内采用女孩生前最爱的粉红色装饰,与外观成鲜明对比,墙上挂满女孩短促一生的遗物——背包、一对羽毛球拍、围巾、球鞋等。阳光透过圆形天窗洒入室内,让空间变得纯洁而娇艳,不仅是为一个普通女孩,也是为照亮世间所有普通的生命而建。

胡慧珊纪念馆禁止入内,参观者只能透过一个小孔一窥究竟。右上角的天窗引入自然光照亮室内。(毕克俭图片)

刘家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透过儿子马丁的翻译说,这座小小纪念馆扮演着集体疗愈,安抚集体创伤的角色。“(胡慧珊纪念馆)是一种安慰她父母的方式。纪念馆表达了个人情感,但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记忆。”

胡慧珊纪念馆以灾区常见的救灾帐篷为原型,设在建川博物馆的小树林内。(Iwan Baan图片)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刘家琨人在上海,95岁老母亲和妻儿却在成都——自己的所有都在灾难现场,唯独自己不在。当时所有电话都打不通,使他深感焦虑无力。他灾后接受澎湃新闻网专访时,带着忏悔的心回望这段心路历程:“这座纪念馆以及灾后重建中自己所做的一切,未必出自人道良知,更多出自于愧疚,是将功补过般的积极。”

根据维基百科,汶川地震受灾总人口达4625.6万人:6万9227人遇难、1万7923人失踪、37万4643人不同程度受伤、1993.03万人流离失所。

西村大院创造公共生活

重建要从废墟建起,宛如从灰烬重生的凤凰。回到家乡后,刘家琨走入汶川地震废墟,回收利用废墟材料,掺入在地的麦秆纤维和水泥进行强化,生产出强度与经济效益高于原生材料的“再生砖”。从灾难废墟重生的“再生砖”负载着环保、再生的信念和信息,广泛用于刘家琨日后设计的建筑项目中,如2013年的成都水井坊博物馆,2014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诺华大楼,以及刘家琨目前最大型的作品——西村大院。

刘家琨走入汶川地震废墟,回收利用废墟材料,掺入在地的麦秆纤维和水泥进行强化,生产出更强更价廉的“再生砖”。(家琨建筑提供)

延伸阅读

耗费五年建造,2015年落成,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贝森北路的西村大院总面积达13万5552平方米。五层高的大院采用外环内空的布局,环绕街区沿边而建,围合出一个公园般的超大“市井立面”。开放又围合的坡度小径让成都骑行者与行人能环绕大院攀高,透过外立面观赏周边的自然和建筑环境。围在里头的开放、加盖空间,可用来举办各种文化、体育、娱乐、商业与公共活动。

成都西村大院是刘家琨目前体量最大的建筑项目。(陈忱图片)
西村大院环绕街区而建,围合出一个公园般的超大“市井立面”。(家琨建筑/存在建筑图片)
西村大院开放又围合的坡度小径让成都骑行者与行人能环绕大院攀高,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家琨建筑图片)

西村大院灵感来自孟加拉国。刘家琨20多年前去孟加拉国,看到建筑大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设计的达卡议会大厦(National Assembly Building of Bangladesh),当地人在边上洗衣服、晾衣服、放牛,民生与国务配合无间,无比和谐,在他心中投下了种子。他说:“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对建筑的破坏,反而是某种内容的添加。”

西村大院灵感来自孟加拉国,建筑大师路易斯·康设计的达卡议会大厦。(互联网)

设计建筑也创作文学

中国1950年至1978年展开知青下乡运动,刘家琨17岁那年被分配到农村劳作。他对《纽约时报》说少年时期的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很多事情都毫无意义。当时我觉得生活无关紧要。”直到1978年他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录取,当时他虽不完全理解成为一名建筑师意味着什么,只是“像一场梦,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变得重要了。”

1987年在设计院工作的刘家琨。(肖全图片)
刘家琨全职投入建筑设计后仍创作小说。《明月构想》是他在2014年推出,以一个建筑项目为主题的反乌托邦小说。(互联网)

刘家琨1982年毕业,成为中国开放转型时期第一批肩负重建国家重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生涯初期,他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他自愿短期外派到位于“世界屋脊”之上的西藏那曲两年,白天画建筑设计图,晚上则全神贯注于文学创作。然而,他主导的两个建筑项目远在边疆未建成,沦为纸上建筑,让他一度对建筑失去兴趣;反倒文学创作方面有所收成。

刘家琨1984年的小说《高地》被收录进《四川文学》期刊,后来还成为巴金文学院签约创作员。然而,当他发现稿子自此得被上头层层审核才能发表后,竟文思闭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在这段岁月里,他一度经历事业迷惘期,文章写不出,也几乎完全放弃建筑专业。直到1993年,他参加大学同窗汤桦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时,才重燃对建筑的热情,也被刺激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创作心态,从主流的社会美学中偏离,意识到建筑亦可以作为表达个人理念的创意媒介。

刘家琨为建川博物馆聚落设计的钟博物馆,利用天井引入阳光,照亮环绕博物馆圆墙的黑白照片,充满叙事诗意。(毕克俭图片)

追求建筑的叙事性与诗意

刘家琨说:“写小说和做建筑设计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并没有刻意将两者结合起来。然而,或许是由于我的双重背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我在设计中对于叙事性和诗意的追求。”

刘家琨2002年设计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毕克俭图片)

他2002年设计用于收藏佛教雕塑与文物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时,参照中国传统园林设计,在水体与石头间寻求平衡。他将佛像、佛教雕刻与岩石造型的石灰建筑,置放在郁郁葱葱的植物、树木、青苔和水体之中,宛如一出建筑的“石头记”。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用于收藏佛教雕塑与文物。(毕克俭图片)

四川泸州二郎镇是郎酒产区,那里天宝峰峭壁上的洞穴是全球最大的天然藏酒洞群。由于建筑破旧,须拆除新建,刘家琨选取中国古典建筑“亭台楼阁”为基本原型,运用当代手法重建。他采用文学叙事的组织方式,将多个空间功能节点的内容串联形成连续空间剧情。建筑基本功能区采用清水混凝土和在地石材浇筑砌叠,形成基座,融入山川地貌。橙红色耐候钢架构悬挑于基座之上,传达栖居山水间的东方古典再创新。

刘家琨的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用当代手法体现中国古典建筑“亭台楼阁”的设计。(存在建筑图片)
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建于天宝峰峭壁上,表现栖居山水间的东方古典再创新。(存在建筑图片)

刘家琨的建筑总体给人粗犷的感觉,但从小细节处却感受到铁汉的柔情。譬如,他在西村大院将砖块倒置铺设,让小草能够穿透砖孔茁壮成长。他也会在新建地点种植四川特有的竹林,在建筑地板和天花板留出开口,让现有树木的枝干能贯穿其中。他说:“我希望我的建筑与自然共存,同时能表达当地环境的特点,我希望我的建筑是公共的,并且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

刘家琨将西村大院的砖块倒置铺设,让小草能够穿透砖孔茁壮成长。(家琨建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