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本地鸟类存证新加坡赏鸟社群世代演变

如果要说出一种辨识度高的野鸟，新加坡的名单里一定有噪鹃（Asian koel）。

响亮的“苦药苦药”声每天清早都在组屋区回荡，有人甚至受不了要投诉。

在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噪鹃，其实在1970、80年代是少见的鸟类。

噪鹃四五十年前在本地并不普遍。（陈宇昕摄）

本地资深赏鸟人林金泉（61岁）还记得，1981年服兵役的时候，他在巴歪岛（Pulau Pawai）偶然发现一只噪鹃，兴奋得不得了。

“Lifer（生涯新种）！”——当时他内心小剧场爆出振奋的观鸟术语。

如今噪鹃极为普遍，其实与乌鸦（house crow）的数量有关。

噪鹃属于巢寄生鸟类，它们会在乌鸦巢里下蛋，迫使乌鸦“养父母”专注喂养噪鹃后代。林金泉说，以前要看乌鸦，必须到丹戎巴葛附近港口。

原属于南亚的乌鸦如何来到新加坡，有两种说法。第一是从马来半岛扩散而来，因为半岛种植油棕引入乌鸦控制有害的小型生物，结果乌鸦数量失控。另一说法是它们通过货运船抵达新加坡，并在发展迅速的城市环境中开枝散叶。或兼而有之。

观鸟早期属小众

出生于1960年代，林金泉与家人生活在乌鲁三巴旺的甘榜，童年没有补习，每天和兄长林金成在外看鱼捉虫——林金成也是本地有名的观鸟人。热爱大自然的林金泉说，鸟类在各种野生动物中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加上市面上还能找到一两本东南亚鸟类指南，帮助他们辨认观察到的物种。反之关于昆虫、两栖类的书籍少之又少。

林金泉说：“从书页中的黑白插画发现，某些鸟似曾相识，就这样按图索骥慢慢学习。说到底，我们是出于对自然的喜爱。”

他指出，1980年代学者本·金（Ben King）等编著的《东南亚鸟类野外手册》（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South-East Asia）与克里斯·赫斯（Chris Hails）的《新加坡鸟类》（Birds of Singapore）对本地观鸟社群帮助极大，尤其前者，附有彩图，方便对照。

2002年林金泉在实里达上段蓄水池发现一只保育状态处于极危的亚洲鳍趾䴘（tī）（masked finfoot）。（林金泉摄）

不过观鸟在当时非常小众，主要由新加坡自然学会举办相关活动，他记得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地点在现在的三巴旺圣诺哥（Senoko）湿地（现是购物商场），那里有成千涉禽出没，是观鸟绝佳地点。当时加上他们兄弟俩，整个活动只有五个人参加，时过境迁，如今自然学会举办的观鸟导览活动场场爆满，要成功抢到“门票”还不容易。

时间来到1994年，目前在国际鸟盟担任亚洲区域候鸟项目协调员的新加坡鸟类保育工作者杨鼎立博士（40岁）还是个10岁小孩，他随家人在吉隆坡与新加坡两地生活，第一个引起他对鸟类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住的吉隆坡，鹊鸲（qú）（oriental magpie-robin）这么普遍，但在新加坡却很少见？”

原来这种在公园常见、歌声悠扬的鸟，因为新加坡城市发展、早年的盗猎活动，以及外来鸟种如爪哇八哥（Javan myna）与家八哥（common myna）的竞争，曾在本地1980年代于新加坡本岛绝迹。不过现在鹊鸲的数量已经自然回升，保育状态从2008年《新加坡物种保护红皮书》（The Singapore Red Data Book）的濒危（endangered）稍微改善为易危（vulnerable）。

老派观鸟的坚持

相对于林金泉成长阶段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杨鼎立观鸟的资源相对来得好，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很老派。他会用文字记录鸟类特征，甚至绘图，训练出优秀的画工。他还记得当时遇到辨认不出的鸟类，会写长信仔细描述，请教本地鸟类专家。

杨鼎立年轻时的素描作品，图为在全球范围保育评级极危，却在新加坡成功找到生存堡垒的黄冠鹎（straw-headed bulbul）。（受访者提供，杨鼎立绘）

杨鼎立至今仍有老派的坚持，他主要靠望远镜与录音机在野外做鸟口普查，尤其对录音执着不已。

杨鼎立认为，一位优秀的观鸟人首先要认识鸟的身体结构、羽毛结构与颜色。他说，没有所谓总体外观，前二者比颜色更重要，因为鸟类间有非常细微的结构差异，以鸻（héng，plovers）为例，未能察觉它们身体结构上的差异，很容易将马来鸻（Malayan plover）、白脸鸻（white-faced plover）等混为一谈。

素描鸟类图像，可以帮助进一步认识物种细节；若要再进一步，就要细心聆听鸟类的声音。他说，声音与行为关系密切，包括求偶声、警报声等。有些鸟类外形几乎一致，只能通过录音的声图才能区分，如库页岛柳莺（Sakhalin leaf warbler）与淡脚柳莺（pale-legged leaf warbler）。

观鸟进入高科技时期

来到2020年代，观鸟已进入高科技时期。首先是摄影科技普遍，半专业相机与长焦镜头相对可负担，有些手机甚至也能用数码长焦拍摄。辨认鸟类也不再困难，手机应用如“Merlin”或“懂鸟”，可以通过图片与录音协助观鸟人，一切尽在弹指间。此外，社交媒体上有稀有鸟类出没的最即时消息，加之新加坡交通便利，有许多自然公园，又处在东亚—澳大利亚迁飞区，可说天时地利人和。

在世界各地做鸟类研究的杨鼎立也发现，新加坡很特殊，因为这里没有猎人、盗猎者，鸟类尤其是候鸟觉得这里很安全：“科学上，有个词汇叫‘安全距离’：人能走多靠近一只鸟儿？每个国家的安全距离都不一样。如果远远就飞走了，我知道这只鸟很怕人。如果你到越南，鸟儿可能在100米外就飞走了，但在新加坡，鸟儿对人的容忍度可以到10米左右。”

受访观鸟人都指出，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后本地观鸟社群有了显著增长。前身为Singapore Birds Project网络数据平台的新加坡野鸟会（Bird Society of Singapore）也于2023年走出网络成立正式组织，年轻观鸟人正冒起。

玉玲（Athyna U-Lyn Al-Idid，17岁）、林千珣（16岁）与沈颖（15岁）三位年轻人，都是在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

到底新加坡有多少观鸟人？或可参考由新加坡自然学会经营的脸书社群“Singapore Birders”的成员数，约4200人。沈颖加入的Telegram观鸟社群也有2900多人。

沈颖受访时说，观鸟活动在学生当中还是小众兴趣，他身边有不少同学认为赏鸟是“安哥”的活动。他从2021年开始积极外出观鸟以来，发现新加坡的观鸟社群仍以中老年男性为主。

玉玲也有同感，她说，尽管最近年轻观鸟人越来越多，但仍然以男性为主。

林千珣在马来西亚拍摄的赤胸山鹧鸪（red-breasted partridge）。（受访者提供，林千珣摄）

不因性别受歧视

正随家人到西班牙观鸟的玉玲以电邮回复说：“在鸟类学研究中，性别偏见尤为突出，大多数以人名命名的鸟类，都是以男性之名命名。在二态物种中，识别标记主要集中在雄鸟身上（比如说黄腰太阳鸟雌鸟不是红色的）。尽管人数上，大多研究人员和权威人士都是男性，但这不代表有任何先天素质决定男性是更好的鸟类学家。至少从我作为观鸟人的经验来看，性别并没有阻碍我进入这个领域。观鸟基本上是在为公民科学做贡献，而对自然世界客观性的科学体验，不应该因性别而异。我没有因为性别受到歧视。”

玉玲希望女性观鸟人能被看见与获得尊重。（受访者提供）

玉玲希望更多优秀的女性观鸟人被公众看见，不要强化观鸟人以男性为先或只有男性观鸟人才值得尊敬的刻板印象。

受访时正准备前往泰国观鸟的林千珣则认为，观鸟人中的年轻女性人数正在上升中。她不认为性别在新加坡的观鸟社群是个问题，彼此相处融洽。应该要改变的，反而是一些普遍存在于观鸟社群中的不良行为，如阻碍交通，太靠近鸟儿以至干扰野生动物，甚至是投食或播放鸟鸣吸引野鸟的行为。

林千珣（右二）一家四口常出国观鸟，这成为凝聚家人的活动。（受访者提供）

观鸟作为家庭活动日益普遍

林千珣经常一家四口外出观鸟，她与父亲都爱摄影，母亲通过望远镜欣赏，姐姐则享受跟家人外出。她说，观鸟是凝聚家人的活动，“你不会每天看见从未见过的鸟类，我继续观鸟的动力来自我的家人与朋友。”

玉玲一家也都爱赏鸟，据她观察，观鸟作为家庭活动，越来越普遍，还有家长带年幼的孩童外出赏鸟。

林怀洋（41岁）就是其中一人。他与妻子育有四个孩子，大女儿10岁，二女儿7岁，三儿子4岁，小儿子2岁。他喜欢户外活动，一家人经常外出，三年前起，两个女儿也拿起相机，和他一起拍花鸟昆虫。今年11月，他们仨也参加第40届新加坡观鸟大赛（Singapore Bird Race）。

林怀洋常带两个女儿外出拍摄花鸟昆虫，大女儿林雨熙（右）今年10岁，二女儿林恩熙（左）今年7岁。（邝启聪摄）

林怀洋说：“带孩子观鸟有两个目标，一是接触大自然；二是让孩子学摄影技巧。我觉得这个技能能让她们长大后有很多用处，像是去旅游时，或帮家人拍照。”

成人与孩童的兴趣往往不同，观鸟是他与孩子难得的共同爱好，因此他特别珍惜，有空就带孩子到新加坡各地赏鸟。

观鸟设备是不小的投资，林怀洋给女儿买的是较便宜的桥式相机与二手相机；沈颖、玉玲与林千珣用的则是半专业至专业的相机与长焦镜头，有的是自己拥有，有的跟家人共享器材。沈颖的母亲常陪伴他到处观鸟，她意识到这项爱好的花费不小，鼓励沈颖未来要先经济独立。不过林千珣认为观鸟不一定要花大钱，她以budgetbirders.com博主为例，赏鸟也可以很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