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可以疗愈，森林令人安定。与其说“保护地球”，王惠雯更在意的是，人如何重新找回与自然的关系。她在2022年创办Wild Space（野外空间），希望把长期困在高楼与冷气办公室里的新加坡人，重新带回自然之中。
Wild Space提供的选择循序渐进，丰俭由人。从下班后的讲座、摄影展，到本地的湿地与潮间带步行，再到周边地区如民丹岛、峇厘岛，让人一点点走出熟悉的生活半径。王惠雯说，她不期待人们一开始就走进森林，“我们需要在他们觉得舒服的地方，先建立连结。”
王惠雯对自然的兴趣，始于童年。父亲从事建筑业，喜欢户外活动，小时候，父亲常带着她和三个姐妹去马来西亚，在瀑布间徒步、玩水，也会去抓螃蟹。后来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环境工程，毕业后进入建筑业从事项目管理，工作之余还是忍不住回到自然。
从2010年开始，她几乎每隔一年，甚至每年，都前往非洲参加志愿工作与学习，参与大象标记、象群统计、保护区种群普查，也学习动物追踪与野外导览。她在肯尼亚、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地辗转，也曾在博茨瓦纳接受导览训练。那段时间，她仍在建筑行业工作，但假期的去处逐渐固定，她说：“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回去。”
疫情成为她人生的分水岭。建筑业放缓，她赴英国利兹大学修读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硕士。毕业后，她决定创业，做自己真正热爱的的事情。
为当地村民提供收入
Wild Space最初从新加坡出发，在双溪布洛湿地、潮间带、乌敏岛等地步行，带人们观察动植物生态，了解它们的生存环境、栖息方式，以及维系生命所需的条件。每月一次的“Wild Conversations”对话会，邀请研究者、科学家和保育人士围绕一个专题展开讨论，例如最近一期聚焦“农场动物的福祉”。“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准备好进森林。”王惠雯说。“那就先从一场讲座开始，再决定是否进一步走入自然。”
王惠雯指出，许多新加坡游客到民丹岛，只留在度假酒店，很少真正进入岛内。Wild Space带参与者住在中部，走进红树林，乘船进入更原始的水域，也走访当地社区，从观看竹吸管制作到参访海洋垃圾回收者的“博物馆”。
村民起初感到意外的是，这些“每天都在做的事”竟然有人愿意专程来看。“他们会问：你们为什么想看这个？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王惠雯说。“在一些地方，如果自然本身没有经济价值，它就很难被留下来。但一旦它能带来收入，人们就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保留它。”
在爪哇，这种现实逻辑更为直接。当地一个低地森林村落拥有咖啡种植地，但咖啡并非天天收成，收入不稳定时，村民可能进入森林捕捉动物，包括爪哇懒猴与鸣禽。Wild Space与当地伙伴尝试把“进入森林”这件事，转化为另一种收入来源：参与者住进村民家，聘请村民当向导，看他们如何采蜜、种植咖啡，也走进森林观察动物。
王惠雯说，当这些日常被转化为收入来源后，当地人开始意识到另一种可能：不用伤害森林里的动物，也可以维持生活。
不能什么都不做
非洲肯尼亚是Wild Space最远也最具象征性的一个项目。Wild Space每年带小团前往肯尼亚，行程8至10天，有时一年办两次。旺季时，人们涌向东非观看动物大迁徙，尤其是角马跨越河流的瞬间，那种通常只在纪录片中才能见到的场面。
王惠雯透露，参与者的年龄跨度很大，从60多岁到10岁不等，2026年甚至有家长打算带4岁的孩子同行。她受过野外导览与追踪训练，但在肯尼亚坚持聘请当地向导。“我不想取代他们的工作，而是希望这个项目为他们带来收入。”在她看来，Wild Space的活动应建立在不为当地生态与生计增添额外压力的前提之上。
关于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她提到一个例子。一名男子被未婚妻拉去参加爪哇行程，他一开始不情愿，还抱怨说“当兵都已经受过苦了”，几天后，他却说很庆幸自己来了。
“一旦看见，就很难再当作没看见。”王惠雯说。“你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在森林里走一走，就会觉得不一样。”对长期在城市节奏中运转的人来说，这样的几天像一次短暂的重启。
Wild Space规模不大，多靠社交媒体和口耳相传招募参与者。王惠雯几乎亲自参与每一个行程，她坦言这并不轻松，但暂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需要帮助、值得付出的事情。我不太能接受自己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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