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结婚、买房，这大概是“新加坡梦”最理想的开篇序曲，也是黄炜达（31岁）和王宝贤（32岁）20出头人生阶段的缩影。不同的是，他们突然来个急转弯，竟跳脱原有轨道，踏上一条较不寻常的数码游民（digital nomad）之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在“用人生做实验，探索更好的婚姻和创业模式”。
这对本地数码游民夫妇，通过线上视频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正在他们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新住处。此前，两人刚刚结束在印度尼西亚棉兰长达15个月的数码游民生活。
忘了恋爱的感觉
聊起夫妻俩为何决定离开新加坡成为数码游民，身为网络推广公司Best Marketing Singapore创办人的黄炜达说，那并非一时起意，而是经营模式逐渐改变后的结果。
尤其在冠病疫情期间，远程会议与线上协作成为常态，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办公室，甚至不必身处于新加坡。他笑说：“客户要的是结果，他们其实不太在乎你在哪里。”
因此当办公室租约到期，他便把公司全面转为远程运作。“我们用了一整年在新加坡证明，没有办公室也可以正常做生意。既然这样，不如试试看，不在新加坡可不可以？”
对同是公司创办人的妻子王宝贤而言，离开新加坡的原因则多了一层婚姻与情感上的考量。
夫妻俩结婚八年，在兀兰有间三房式组屋单位，空间不算大，加上又是工作伙伴，两人几乎全天候面对彼此。
王宝贤感性地说：“每天起床就看见对方，然后就是谈公事，谈到神经紧绷，压力很大，直到闭眼睡觉，似乎忘记怎么去谈恋爱了，忘了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她坦言：“那时候吵得蛮凶的，我就说，我需要从这个工作中后退一步，让他全权去经营这家公司。”
夫妻俩当时已意识到问题所在，也曾下定决心，让王宝贤逐渐从公司日常经营中抽离。然而，只要仍身处新加坡熟悉的生活与工作节奏里，她难免对自己倾注多年的事业感到不舍，讨论与争执往往又回到原点。
久违新鲜感制造话题
直到两人真正开始筹备搬离新加坡去棉兰，忙于签证与搬迁等事务，王宝贤才从生意经营者的角色中抽离，两人紧绷的关系终于有了改善。
夫妻俩约定好在棉兰不谈公事。在不断沟通及努力下，他们的婚姻终于有所改善。如今，王宝贤仍在公司帮忙处理行政事务，但不再主导方向，而是退居为支持角色。“我像一个辅导员，听他的问题，然后给一点引导，让他自己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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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直言：“我们很相信一个词，就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他们看到客户里有两对夫妻一起经营公司，因金钱与经营理念分歧渐生摩擦，最终以离婚收场。她认为：“夫妻关系比较重要，所以我选择后退一步。”
来到棉兰后，全新的环境为这对从十八九岁就相识相恋的年轻夫妻，带来久违的新鲜感。国外不一样的街景、文化差异及生活细节，都成了两人的新话题。
成为数码游民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虽说棉兰生活充满有趣的新鲜事物，开销也比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低，然而，由于生活水平上的落差，以及语言不通等原因，王宝贤在那里生活数个月后，便直呼“受不了！”
夫妻俩在棉兰生活15个月后，再次踏上迁途。2025年7月，他们带着宠物猫搬到文化及语言和新加坡更接近的马来西亚。
受访时，他们已在吉隆坡生活约半年。整合这段数码游民旅程，两人给出了十分详细的建议。
首先，针对夫妻关系，王宝贤强调，移居海外是大事，许多事情都需要双方合作以克服困难，因此夫妻必须共同协作，绝对不能对着干。
第二，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务去支撑在海外生活。她指出，正是因为公司已有稳定收入，他们才有余裕调整生活节奏，甚至尝试新的方向。
黄炜达则强调给予自己充足时间准备的重要性。他建议想要效仿的夫妻，预留至少6至12个月的时间来规划、出售在本地的资产，以及寻找租客等，避免像他们一样仓促，仅用两三个月便搬到棉兰。
当时，他们迟迟无法以满意的价格卖掉车子，以致在移居棉兰5个月后才将车子卖掉。黄炜达也须多次飞回新加坡处理相关事宜，家具等物品也只能低价售出。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签证方面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自行处理。黄炜达曾询问相关中介，发现对方不但不能保证签证一定成功，而且收费不低。最终他选择自己申请，并成功通过。
最后，黄炜达建议大家选择有熟人或朋友在当地生活的地方旅居。尤其在一些行政流程与新加坡不同，较讲求人脉的环境里，有人介绍与指点往往能让手续办理更顺畅，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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